（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翼马即生着双翼的神骏，自秦汉时期的草原铜饰牌上扬蹄而起，穿过魏晋南北朝的烽烟、隋唐繁华的丝路，化作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文化符号。

　　先秦时期，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便开始崇拜马，随着草原商路的往来，西亚两河流域的有翼神兽文化逐渐东传，与游牧部落崇拜的马相遇，催生出带翼神骏的形象。

　　东汉末年，拓跋鲜卑让翼马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南迁途中，山高谷深、历经九难八阻，最危难时得到神骏的指引，才走出绝境。《魏书·序纪》中记载的引路神骏“形似马、声如牛”便是翼马纹的原型，从此，翼马成为鲜卑人的保护神，被铸进铜饰牌、刻在马具上。

　　翼马纹随着拓跋鲜卑的迁徙，迎来了第一次文化交融的浪潮。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翼马纹与汉文化碰撞，成为“天马”，象征祥瑞与力量。

　　随着北魏与西域的往来，中亚、波斯的艺术元素又为翼马纹注入了新的活力，原本粗犷的浮雕线条融入了西域艺术的细腻纹饰，羽翼的刻画从简单的线条变得有了层次感，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时至隋唐，繁华的丝绸之路让翼马纹迎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此时的翼马纹不再局限于游牧部落的铜饰牌，还出现在织锦、壁画、金银器等多种载体上，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纹样。李白在《天马歌》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代翼马——“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此时的翼马纹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

　　宋元之后，翼马纹逐渐融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语境，成为中华文明中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在辽金时期北方草原的器物上，翼马纹依然延续着游牧部族的粗犷风格，而在中原地区，则更多以“天马”的形象出现在瓷器、绘画中，象征着对远方的向往与对祥瑞的祈愿。

　　历经千年的演变，翼马纹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它的羽翼上承载着草原的风、丝路的沙、中原的光，见证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发展历程。

　　（高莉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