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兰州驱车沿着黄河西行，过临夏永靖县城，开始穿越小积石山腹地。车窗外，左边刘家峡水库碧水如镜，云山叠嶂，山水一色。右方天远处雪山皑皑，一查手机上的地图，是位于青海海东海拔4000多米的阿伊塞迈圣山，雪山的再远方，已是青海西宁了。刹那间，一股思接千里的共情，油然而生。

“深山藏古寺”。不知不觉间，汽车从小积石山盘旋下行。突然间，远处黄河峡谷峭壁上炳灵寺石窟著名的唐代弥勒大佛闪入眼帘，边上的洞窟，旧称“唐述窟”。羌语“唐述”，意为“神鬼”，这片被称作“唐述谷”“唐述水”的黄河故地，自古以来充满神秘色彩。“炳灵”，藏语“十万佛洲”的意思，是吐蕃曾经控制此地留下的痕迹。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

一

一出车门，矗立在炳灵寺石窟大寺沟口的“姊妹峰”，两根石柱冲天而立，如同两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碧绿清澈的河水，映衬着两岸如刀削斧劈般耸立的红崖丹壁，气势雄浑又不失秀美，正如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描绘：“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㠁㠁，若攒图之托霄上。”这般静穆、宏大、苍凉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意境，正是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笔下《溪山行旅图》巍峨、厚重、庄严的山水气象。

谁能想像得到，在苍茫茫的陇西大山之中，居然藏着如此人间胜景！美得让人不能相信这是真实的，美得让人无法迈开脚步。难怪有人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看完这般美景，不看石窟就心满意足回程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讲述的是东晋名士王子猷雪夜访友的故事，不意在黄河故道炳灵寺前，演绎了新的版本。

沿着北岸河边栈道前行，一边是不时出现的崖龛佛像，一边是“如在画中行”的丹霞地貌。我不禁想起了炳灵寺石窟的发现者冯国瑞先生。说到中国石窟，世人皆知敦煌有位常书鸿，还有梁思成与林徽因发现了云冈石窟的建筑学价值，却少有人知冯国瑞。冯国瑞不仅发现了炳灵寺石窟，民国时期已经沉寂百年的麦积山石窟，也是因为其考察后撰写的《麦积山石窟志》，重回世人视野。如果没有冯国瑞，陇上大地这两颗璀璨的石窟明珠，或许还要在历史的尘埃中埋没很久。

民国初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梁启超先生慧眼识珠，发现了来自甘肃天水的冯国瑞，赞誉其为“西州髦俊”，并选中其为助手，欲留其在京城。但冯国瑞怀抱报效桑梓的理想，最终回到了兰州。1951年秋，冯国瑞在临夏参加土改时，凭借对《水经注》等古籍的精深了解和当地传说，最终在黄河古道大寺沟峭壁上，发现了炳灵寺这座当年已鲜为人知的石窟。

冯国瑞先生和工作队一行，骑马从永靖县城沿着南岸崖谷西行到了寺沟峡。河道峡窄崖陡水急，乘坐羊皮筏过河时，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划桨，对岸一人拉纤航行，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冯国瑞回忆，刚坐上羊皮筏时，他紧张得闭眼不敢四顾。

冯国瑞先生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发表后，这座镶嵌在黄河深处的艺术宝藏终为世人知晓。满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冯国瑞还在勘察报告中建议，在这段河道修建水库。如今高峡早已出平湖，我们眼前这片如画河面，就是三次上过邮票的刘家峡水库。

二

炳灵寺唐代弥勒大佛边上的“唐述窟”，是被称作炳灵寺石窟灵魂的第169窟，被誉为中国石窟考古的“标尺”、“百科全书”。洞窟距地面40多米，通向石窟的悬梯曲折陡峭，仅容一人攀登。我和同行朋友放下身上所有的大包小包，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登上石窟，一抬头满眼佛像，可谓一眼千年。

第169窟地处黄河深处高崖之上，沉没数百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被考古发现，震撼世间。这一艺术宝藏就像一个凝固了千年的时光胶囊，集石雕、壁画和泥塑艺术大成，西秦的剽悍雄健，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丰腴典雅，不胜枚举。这些层层叠压的艺术遗存，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考古、佛教美术、佛教思想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珍贵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是著名的石窟考古学学者，有幸邀请到作为石窟考察学术顾问。他说自己来炳灵寺石窟考察有十数次之多，第一次到炳灵寺就待在第169窟，细细观摩了五个多小时，在炳灵寺文保所吃了碗凉皮回兰州，路上来回五个多小时。

待我们一一登上石窟，韦正教授用手中电筒光线，将大家的视线引向窟内北壁的墨书题记。这就是著名的西秦“建弘题记”，上面清晰地写着：“建弘元年（420）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建弘，是西秦君主乞伏炽磐的年号，炽磐对佛教尊崇有加，公元412年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后，大举凿窟造佛，“神仪重晖”。

“建弘题记”是我国石窟寺中发现的最早纪年题记，为研究早期石窟造像与壁画，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断代标尺，在石窟考古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建弘题记”同一崖面下方，便是著名的“西方三圣”造像、“释迦多宝佛并坐说法图”和“维摩诘经变图”。当这些在画册视频曾经看到的艺术瑰宝，一下子同时出现在眼前，那种人在现场的震撼，难以用语言表达。

第6号龛“西方三圣”造像，主尊为彩塑一佛二菩萨，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西方三圣”泥塑造像。墨书傍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得大势志菩萨”。

无量寿佛磨光高肉髻，额广而圆，眉细眼大，外着半披肩袈裟，神情庄严，作禅定印。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胁侍左右，体态肃穆。造像既有来自西域的犍陀罗、秣菟罗艺术风格，又融入了中原的审美与技法。

第11号龛内，保存着目前我国最早的一幅“维摩诘经变图”，墨书“维摩诘之像”。半卧帷帐内的维摩诘菩萨像，束发袒胸，顶部绘圆形华盖，傍立一侍者。维摩诘强烈的西域画像风格，与北魏晚期受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画风影响，身着汉服的士大夫形象迥然不同。

在我们聆听讲解时，一只白鸽静静伫立在石窟洞口南崖最高处的佛像龛前，不时张开翅膀，无声掠过我们的头顶，又盘旋飞回佛龛，平添了些许活泼生动。

三

炳灵寺第16窟，有两块标牌：一块树在北岸原址之上，上面写着：“此处以下15米为原第16窟卧佛院”；一块立于南岸新建的卧佛院，文中说明：“造像原位于窟龛群中部下方15米处的卧佛院中”。标牌背后的佛祖涅槃像搬迁往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家峡水库建设期间。

第16窟原来所在的“卧佛院”，位于大寺沟沟底。1967年，随着水库建设推进，面临水位上升被淹没的风险。搬迁前夕，考古专家小心翼翼地剥去佛像表面泥皮，发现这尊原以为是明代佛像的表层下，竟然还有一层唐代的重塑层。继续剥离唐代重塑层，一尊具有浓郁北魏风格的佛祖涅槃像赫然重现人间。

经过考证，这尊长达8.64米的佛祖涅槃造像，被确认是北魏晚期作品，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室内大型泥塑涅槃像。这一发现震惊学界。这尊无比珍贵的北魏卧佛像被保护下来，如今安放在南岸新建的卧佛院。

阳春四月，黄河边的风带着春意。在红墙青瓦的卧佛院里，桃花灼灼，将静谧的寺院映衬得格外庄严。释迦牟尼佛右胁而卧，双目微闭，嘴角含笑，形象地传达了涅槃后不住不灭的永恒境界。

这尊佛祖涅槃造像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要从北凉时期著名高僧昙无谶说起。这位来自中天竺的译经大师，当年携带写在桦树皮上的《涅槃经》，来到北方的佛教中心北凉，历时多年完成翻译。

《大般涅槃经》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生死不再是令人绝望的轮回苦海，而是佛性显现的过程，生命的本质是生生不息、圆满具足的。这影响了中国人对生死观的理解，为佛涅槃像在中土的诞生和流行，奠定了坚实的信仰基础。炳灵寺第16窟的这尊涅槃像，正是这一思想在艺术创作上的完美体现。

这尊造像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佛陀足穿木屐，这在石窟造像中非常罕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穿木屐。“诗仙”李白诗文中就有“脚著谢公屐”的描述。北魏工匠将佛祖塑造成穿着木屐，这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更是表明佛教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用中国人熟悉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一行走出“卧佛院”，沿着河边栈道往前行走，抬头不经意发现，正所谓移步换景，炳灵寺著名的“姊妹峰”，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三峰拥立，中峰如美女秀立，两边山峰恰似护卫的赳赳猛士。再往前行，眼前山势又变化为四峰相叠，错落有致。

“我看到了我看到的。”(What I see，whatIsee.)1921年5月的一个清晨，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漫步柏林时写下了这句话。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What I see, what I don't see.）后来作家阿迪那·霍夫曼特在《直到我们建成了耶路撒冷》一书中，引申了这句话，意味更是深长。

这两句话后来常常被并列引用，形成一组富有哲理的比照。此时此刻，当我行走在黄河故道边的炳灵寺，脑海里忽然冒出了这两句话。在这黄河深处的宝藏之地，我想，是不是还有许多神奇景象，是我们看见了却没有看到的？​​

——————————

注：本文题目“过眼峰堪画，插天阁欲扶”，出自明代文人王荷泽《游灵岩寺记》。

（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石窟考古学学者韦正先生对于本文写作给予的热情指导；感谢同行团友西厢主提供的文字记录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