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鄢灵慧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由于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中共中央主办的《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物相继停刊。而《红星》报，这份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跟随着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其间共发行28期。在发刊词中，《红星》报阐明了办报宗旨，即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红星》报坚持及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行动方针，提升了官兵对政策主张的理解程度及执行效率。长征伊始，由于党内、军内的解释工作不够，使得一些红军指战员对于转移的目的和方向不甚明确。于是，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刊载了邓小平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其中阐明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以及面临的战斗任务，指出：“坚决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为红军指战员明确了前进方向，鼓舞官兵重新振作。之后，《红星》报接连刊发《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等社论文章，帮助战士们进一步正确理解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在之后的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情况，逐步调整战略转移目标。每次调整，《红星》报都会第一时间传达、解释、动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红星》报并未在第一时间公开报道会议相关情况。一个月后，《红星》报先后刊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等文件，发表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等，向指战员传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调整，传达会议精神。其中，《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指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这些社论及文章，犹如进军号角，号召全军指战员拥护党中央政治局决议，“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同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红星》报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及时传达解释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指出由于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

　　《红星》报设置了“前线通讯”“重要消息”“捷报”等栏目，刊载了大量翔实的前线战斗消息，讴歌了红军战士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气概，大大提振了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乌江战役是长征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头版刊发前线通讯报道《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同期第3版刊发消息《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全面记载红军强渡乌江的英勇战斗经过。2月24日，红军二渡赤水，再次攻占遵义城。几天后，《红星》报用了大量版面和篇幅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宣传报道，共刊发消息2篇、社论1篇、通讯1篇、特写5篇。例如，《遵义战斗的胜利，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的“追剿”计划！白军动摇崩溃，我们完全有再打大胜仗的把握！》报道了“俘虏兵们的谈话”“吴奇伟纵队的实情”“王家烈部军官的伤亡”等，描绘了国民党士兵的不满情绪及其部队的不堪一击。抢占大渡河，是长征中的关键一战，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此后，《红星》报用整版报道了此次战役的场景和经过，刊发了《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一文，从“十七个抢渡的英雄”“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一路打到泸定桥”四个角度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强渡大渡河的经过。一系列浓墨重彩的战斗宣传，鼓舞了部队及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

　　心系红军建设，关心红军冷暖，是《红星》报的一大亮点。长征时期的《红星》报设有“军事常识”“红军生活”“卫生常识”等栏目，延续了一直以来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针对长征中红军战士面临的具体问题刊发一些针对性的知识性文章，为红军指战员提供正确思路和解决办法。由于离开苏区的时候较为匆忙，一些红军战士草鞋装备得较少，部分战士不得不赤脚行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军力和战斗力。1934年11月14日的《红星》报在“红军生活”一栏中刊发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呼吁各军团、各师、各团、各营的领导都要重视战士行军穿鞋问题，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在红军四渡赤水后，主力开始直逼贵阳，当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派飞机对红军活动地区实行侦察和轰炸，由于战士们普遍缺乏防空知识和经验，1935年4月5日，《红星》报在《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一文中介绍了防空办法，并呼吁加强防空工作宣传。为解决北上途中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红星》报接连刊发《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为筹集充足粮食而斗争》等文章，要求克服侥幸心理，准备克服可能的最坏的环境，通报了红六团因为没有及时储备粮食，部队在极度饥饿疲劳的情况下与敌军作战导致失利的教训，强调筹集充足的粮食是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

　　在长征途中，《红星》报开辟了“铁锤”专栏，报道了纪律建设方面的诸多内容，刊登了队伍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和违反纪律等现象。通过通俗化的表达，或是漫画、歌谣等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纪律规范细化为日常行为准则，采取“榜样+反面”的对比式、故事化叙事，加强了官兵对纪律的理解，有效提升了宣传效果。为更好加强和保持红军的军队组织纪律，进一步争取群众拥护和支持，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出版了首份也是唯一一份“号外”报，在《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中号召红军战士要严格遵守七个方面的纪律原则，充分维护群众利益。正是凭借着优良的作风，红军让老百姓看到了与国民党反面宣传不一样的面貌。随着长征行进，红军到达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维护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红星》报多次针对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布工作提示，帮助指战员及时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如《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等，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至1935年8月，在红军进入更为凶险的水草地后，断断续续坚持了九个多月的《红星》报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