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卡夫卡仅活了四十岁零十一个月。他的一生如此短暂，却留下了丰厚遗产，不只是文学上的，而是整体性的，或许可以勉强称为“生命遗产”。他的生命和文学创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关于“存在”的一个强烈隐喻。

“围困卡夫卡的，是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卡夫卡传》三部曲作者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传：领悟之年》中说。卡夫卡恐惧的是什么？众所周知，恐惧家庭生活（尤其是对父亲的恐惧），恐惧婚姻，绝望于办公室工作，焦虑于自己的不自由……一切的无奈、焦虑与痛苦，在此都可视为恐惧的某种意义上的变体。恐惧几乎是卡夫卡应对世界的一种本能视角，以致可以说，卡夫卡的身心携带着“存在的恐惧”。从这一角度说，谁体会过恐惧、不安和焦虑，谁就可以契入卡夫卡——而又有谁没有过恐惧？

在被“围困”多年之后，在生命最后几年，转变降临到卡夫卡身上。施塔赫在《领悟之年》中细致讲述了卡夫卡生命最后九年的故事，其中两件事是关键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确诊为肺结核。一战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以及旧秩序的崩塌，让卡夫卡为自己得出结论：“他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丧失’迫使他调遣新的力量，同时释放了内在力量。”而咯血以及被诊断为结核病，让卡夫卡进一步调整生活轨道：“卡夫卡一开始就将肺结核与被迫改变的生活秩序解读为‘净化危机’——摒弃次要、凝聚余力的契机。”“其实我无须他求，只须下定决心，重新勾勒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的轮廓。之后我便能集中精神，不会再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消耗精力，我将保持目光的自由。”“净化”，“目光的自由”，两者都指向对以往束缚的舍弃，至少是舍弃的明晰意愿，而曾经，那些束缚像缰绳一样紧勒着他。

如何舍弃？并非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断离，只是视角的转变，或者说，通过意识的提升而彻底看穿：

“他本可以认命待在监狱里。以囚犯的身份结束——这将是他一生的目标。但这是一个带格栅的笼子。冷漠，专横，就像在自家一样，世界的喧哗声通过格栅涌出，又涌进来，囚犯其实是自由的，他可以参与一切，外面没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他完全可以离开笼子，格栅空隙有几米宽，他甚至都没有被囚禁。”

“他甚至都没有被囚禁。”囚禁得以形成需要通过固化的“视角”，而视角可以打碎，尽管不易。因此，卡夫卡在1923年出走柏林，最终在朵拉的爱中度过了生命最后一段时光。这爱是朵拉的慷慨给予，也是卡夫卡摆脱过往束缚的努力所应获得的命运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