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席。图据成都博物馆官网

　　东汉灰陶持锸执箕俑。图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林赶秋

　　花开时节，清明前后，成都地区各大乡镇一年一次的“春台会”如期举行。众人春风满面，携妇将雏，摩踵擦肩，熙熙攘攘，别提有多热闹多欢喜了。“春台会”上必不可少的要数林林总总的竹编，洋溢着浓浓的蜀风川韵，甭提外地游客，就连本城居民也总会忍不住掏出手机、相机来拍上一番。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竹编，那可是历史悠久了。

战国时蜀地竹编技艺已很发达

　　考古资料证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便从事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所获的米粟和猎物渐有剩余，为了不时之需，就得把这些食物及饮水存放起来。这时候便就地取材，使用各种石斧、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枝条编成篮、筐等器皿。在实践中，发现竹子干脆利落，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而且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

　　陶器的形成与竹编也密切相关，先人们在无意中发现涂有黏土的容器在经火高温烧过后不易透水，可以盛放液体。于是以竹藤编制的篮筐作为模型，再在篮筐里外抹上泥，制成竹藤胎的陶坯，在火上烘烤制成器具。后来人们直接用黏土制成各种成形的胚胎，就不再使用竹编编织。但有人仍对竹藤几何图形十分喜爱，便在陶坯半干状态下在其表面拍印上模仿篮、筐、席等编织物的纹样作为装饰。在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丰富起来。在陶的印纹上出现了方格纹、米字纹、回纹、波纹等纹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竹的利用率得到扩大，竹子的编织逐步向工艺方面发展，竹编图案的装饰气味越来越浓，编织也日渐精细考究。战国时期的楚国编织技法已经十分发达，出土的有竹席、竹帘、竹笥、竹扇、竹篮、竹篓、竹筐等近百件。

　　此时的蜀国也不甘落后，成都博物馆先秦馆展览的那张“竹席”为其杰出代表。该席长约2米，宽约0.9米，保存较为完整。短边一侧炭化，深浅相间的色彩系下葬时折叠后再放入棺内而形成。编织方法为人字形交叉法。其可能是用在床榻上的。此席与同一展区陈列的那架“漆床”同出于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时代为战国，乃开明王朝皇室所用，因为《礼记》有“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的制度。此“竹席”若换用古称而言，也该标识为“簟席”。2000多年云烟过眼，是非成败一切皆空，这种样式的席子至今却仍能偶尔见于世间，我们不得不佩服古蜀篾匠的心灵手巧。《韩非子》说禹之时，“蒋席颇缘”（边缘饰有斜纹的草席），然而并无文物可以证实。反倒是汉儒眼中“椎髻左衽”（束发为髻而无冠饰，衣襟在左而袒露右胸）的古蜀人民留下了本该保存不易而毁于日烁月磨的珍贵实物，让我们叹为观止。

竹编工具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中

　　说完生活用品，再举个生产工具的例子——“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筲箕、撮箕之类，以见蜀中竹编应用的广泛及其工艺的完备。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箕”，必须先从“愚公移山”谈起。“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它虽是《列子·汤问》篇中的寓言，里面的细节却多有现实生活的反映，比如这句：“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大意是讲：愚公率领三个儿孙敲凿石头，挖掘泥土，然后用担子挑上装满土石的箕畚搬运到渤海边。箕畚，古又单称“箕”或“畚”，例如《国语》曰：“一介嫡女，执箕箒以晐姓于王宫。”又如《新唐书》云：“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现在四川人说的“撮箕”，其形制即是从古之箕畚沿袭下来的，系一种铲状器具，用以收运土石、垃圾等，多由竹篾编织而成，两侧通常各有一短把提梁，以便勾连于扁担，然后能够双挑于肩，把箕中之物从此处运抵彼处。《列子》的文字把这些使用步骤已经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再加上执“箒”（四川话谓之“扫把”）扫土（垃圾）进箕，就更完整了。

　　作为竹编之器，箕很容易朽烂而不存，好在东汉时川人擅长各种尺度的雕塑，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艺术品，让我们可以穿越千年而上，一窥古代箕畚的真容。成都博物馆展陈着两尊几乎一模一样的男性陶俑，均定名为“陶执锄持箕俑”，都是右手持锄，左手执箕，一脸微笑，面对观众，让人不禁遐想联翩：他俩是不是刚挖到了宝贝，正准备装进箕畚提回家中？凑前细看，这两只箕畚正是有着双耳提梁的那种。再看展板，可知它们出土于成都的东汉墓。

　　其实，这种东汉陶俑在四川并不鲜见。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也藏有一尊，质地为泥质灰陶，形象也是站姿，也是左手执箕，不过这种箕没有双耳提梁，而他的右手握着一把锸。没有提梁，也照样成其为箕；曾侯乙墓之青铜撮箕，以及广元市昭化区汉城博物馆之东汉执箕人俑所执之箕，就都没有提梁。这些箕的生活原型，恐怕大都是最常见常用的竹制之箕吧。

李冰”竹笼络石“治水患

　　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凉山州经常看到，到了洪水期，岸边会堆上几条长长的竹笼，里面填满卵石。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壅水防洪的神器，也不晓得它涉及一项蜀地的传统治水技术——“竹笼络石”。后来移居都江堰，又有所见，久而久之，才逐步了解了它的功用与历史。

　　竹笼在古代水利工程中历史极久，功用极大。战国时，蜀郡郡守李冰为了防止岷江决口，毁坏堤堰，于是伐竹破竹，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的镂空圆笼，然后在中间填满大小卵石，累积于岸边以壅堵减缓江水的滔滔冲击。

　　竹笼络石最大的优点是把分散的卵石聚合为一体，既能抗御水流冲击，又能泄洪，还能适应河床变化。民国以前，做笼采用的是灌县（今成都都江堰市）以西漩口一带产的坚韧白甲竹，由政府规定种植，每年9月派工砍伐，水运至灌县，供都江堰岁修使用。后来，它被盛产的慈竹代替。经过2000余年发展，竹笼已有蛇皮笼、三角笼、座圈笼、铺盖笼等多种型式，又称“竹络”“竹篓”“篓石蛇”等。

　　然而，竹笼络石并不是李冰的首创。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古城遗址腹心地带发现过一座大房子，平面呈长方形，长约51.5米，宽约10.7米，面积约551平方米。房子中间有五个等距离排列的大型卵石台子，其建筑方法为：先在台子周围挖基槽，再在槽内密集埋设圆竹作为护壁，最后填充卵石做台子。这种独特的“竹木护石”技术被视作其后“竹笼络石”技术的萌芽。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成都市考古队在市区从方池街到附近金河宾馆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多条卵石埂，显然是当时延伸于较大范围的同一大型人工设施系统的遗迹。

　　其中方池街遗址的东、中、西三条有规律分布的卵石埂，整体形状呈Z字形，颇引人注目。受发掘面积所限，其中除中埂分别与东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长约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颇长而不见其两端。发掘者结合蜀中治水传统及成都抚琴小区商代遗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护器物的出土资料等研究后指出，这些卵石埂均用竹笼络石砌成，是开明氏时期的治水工程遗迹，具体用途则是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并初步推定其中西、中两埂整体上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

　　有学者认为：“这种在疏导的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水利技术设施，既是对大禹以来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富于创造性的发展，从三条石埂的有计划分布，尤其从其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功能分析，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内江诸堤功能系统的理念意蕴，应是东周时期蜀地先民熟谙水性后的智慧体现。”观成都博物馆“润泽天府”展区“水工技术”板块可知，金沙遗址发现的两条有笼络痕迹的卵石埂宽约1米，残存数十米，砌在一条古河道的东侧，其时代更早，约为商至西周。

　　防洪的如蛇竹笼装的是石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竹笥”（竹箱）装的却是各种美味肉食。何以见得？因为这些笥的表面明确写着“脯筐”“炙鸡”等名目。

　　古蜀先民从川西北高原迁入成都平原，选择在高地向低洼区域的过渡地带建造古城，反映出先民既要用水，又要避水的选址理念。比如在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以及崇州市紫竹古城遗址等地，古蜀先民们就把居住城址选在了河道周边的台地上，利用地势之利让洪水无法侵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祥宇介绍，这种选址的智慧，继承了黄河上游仰韶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