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经济大省提出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

实现“新突破”、探索“新途径”、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这四个“新”既是对经济大省的殷殷嘱托，也是破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钥匙。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关键就在于把握四个“新”的内在逻辑，在新征程上以系统思维一体推进，让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枝繁叶茂。

在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

新质生产力之“新”，本质源于科技创新的驱动。尤其是“从0到1”的原始性突破，往往能够带来颠覆性的产业变革。缺乏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就容易受制于人，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

去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今年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3月5日，这句话又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我国的科技创新局面风头正劲。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10位。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达到2.8%；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占比达7.08%，首次破7，创历史新高。

在3月5日的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列举了一系列科技突破：人形机器人在春节晚会上大放异彩，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创新药迅猛发展……这些都是大众能够感知到的“热点”。

事实上，近期我国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还有很多，它们看起来“高冷”，却都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

比如，中科院物理所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制备，厚度仅头发丝二十万分之一，有望开创二维金属研究新领域；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并发布首批成果，将关键参数测量精度做到全球最高，展示了我国在大科学装置上的国际竞争力；有“人造太阳”之称的EAST装置实现了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运行，刷新世界纪录，向着“终极能源”梦想又迈一步。

这些新突破背后，既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也有持续加大的基础研究投入，更有顶层设计的抢先布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唯有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能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有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不断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才能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促进四链融合上探索“新途径”

真正有生命力的科技创新，绝不只是实验大棚里的“盆景”，必须成为田野里的可见可闻可触的“风景”。从科学理论到技术手段再到具体产品，中间需要一整套“播种”和“养护”的程序，这就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转化路径。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科研人员的主战场，那么成果转化则离不开政府部门主动作为、牵线搭桥。在推动四链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上，近年全国各地已经探索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新路径。

日前，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共同发布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会清单。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系统梳理了41家重点企业在产供链体系建设和区域协作中的供给能力和合作需求，为企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成都在今年初出台了《十条政策措施》，其中明确将“链主”企业作为产业建圈强链的主引擎，对“链主”企业引进的顶尖科技创新团队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并通过“链长”月调度、“一事一议”等方式，为“链主”企业量身定制支持政策，打造高能级产业生态。

再如，为了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江苏南京创新机制，以紫金山实验室为重大创新策源地，以紫金山科技城作孵化器，以紫金山集团为资本蓄水池，使得科技成果转化跑出“三次方”加速度；上海联动G60九城市4000多家科创载体，建立健全“高校联盟+概念验证+成果发布+转化基地+项目路演”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这些实践证明，只有让创新链的好技术接上产业链的大市场、配上资金链的活水源、扎下人才链的深根基，才能真正实现“四链”深度融合，让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产业协同发展上开创“新局面”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当有新作为、新气象。不同于以往的单点突破，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超前”齐头并进，且区域协同与特色化发展并重的鲜明特征。

传统创业，并不绝对意味着落后与淘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可能地推动“老树发新枝”。如广州提出“工商并举”，计划推动1000家以上企业“技改数转”，争创国家级两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所谓“技改数转”，就是指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实现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和绿色高效发展。

产业迭代从来不是从一点位跳到另一个点位，而是线性的、连贯的。在“三业”协同上，上海的做法颇有章法。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转型的同时，将大力发展三大先导产业，着力打造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集群，并前瞻性地布局培育六大未来产业。

可以看出，上海没有简单地铺摊子，而是结合自身优势有所侧重地布局。这种侧重在更大地理单元上的协同也有体现。

比如，长三角率先探索“无界空域”治理，推动低空经济从“内卷”走向“编队巡航”；珠三角依托强大制造基础，加速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未来技术产业化；京津冀则清单化推进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链建链。

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智改数转”，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发展，同时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未来产业，各地正加快构建起既有厚实家底、又有强劲动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成果”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松绑与创新。当技术、土地、资本、数据等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当条条框框束缚住干事业的手脚，再好的种子也难以长成大树。

为此，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可能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如针对六大未来产业，上海探索项目经理人制度，赋予项目经理人“总调度”权责，打破了传统科技管理模式。在苏南（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则开展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出24项改革任务，包括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人才资格互认、数据标准统一等。

更大范围的长三角一体化实践，近年也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通过协同立法打通制度壁垒，通过机制创新促进要素流动，通过服务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系统性制度保障。

另一个典型是大湾区。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这是国家首次将大湾区整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标志着大湾区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获得“授权赋能”。

去年10月，全国首家以市场化合伙制实体运作的湾创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在广州成立，这一创新的核心在于，技术经理人不再是“中介方”或“打工者”，而是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并肩的“科创合伙人”，深度参与事务所战略决策，从整体成功中分享收益。

今年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正式施行，旨在构建“管理体制、规划建设、特殊监管、科创合作、服务保障、法治环境”六位一体制度框架，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特殊监管模式。

尽一切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决破除那些制约科技自立自强、阻碍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才能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新”，为经济大省在新征程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锐意进取，实干担当，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这四个“新”落到实处、变为现实，就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