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蔡瑞燕

　　“双清楼主”何香凝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苦斗不屈、不断前进，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就在于她能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前提。家国情怀是何香凝的思想底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国家贫弱现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为民族图强，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出洋留学风气日盛，何香凝丈夫廖仲恺也产生了赴日留学的想法。但是，由于父亲已逝“家产非丰”，面对数目不小的学费、旅费，何香凝不仅赞同丈夫留学的想法，还不顾家人反对变卖嫁妆拿出私蓄“凑得三千余金”，全力支持丈夫，帮助廖仲恺赴日留学。两个月后，何香凝也勇敢出国，追随丈夫去看另一番天地、直面一个更大的世界，携手奔赴爱国救民的理想，“故国经年别，求学走他邦。驱除鞑虏贼，还我好边疆”，开启革命人生。

　　1903年6月，刚到东京3个月的何香凝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敬告我同胞姊妹》，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是男子的事，女子也应与男子一起“发愤为雄”，否则，“覆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何香凝呼吁：“我姊妹乎，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香凝学识浅陋，本不敢作此大言，然不有个人，焉有社会？”何香凝就这样以自己的经验之谈和思想认识，表示愿与姊妹们共勉共进，以“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故国声名”。何香凝逐步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1903年七八月间，何香凝和廖仲恺结识了孙中山，对其革命道理极为信服，“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当即向孙中山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热切地希望能为挽救祖国危亡贡献力量。孙中山极为赞赏，指示他们在留学生中广为宣传联络，“物识有识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美考察后再到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商量“召集同志，合成大团”，整合革命力量，筹建中国同盟会。由于革命名声，孙中山成为日本警察紧盯的人士，为了保密，他急需找到可靠的地方作为掩护。他想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妻两人都有志于革命，他们的寓所应是革命同志集会联络的安全之所，便派人找他们商量。时值廖仲恺趁暑假回香港筹措学费并接一岁多的女儿梦醒，不在东京。何香凝便一口答应了下来，并按照“需要更大的房子且位于交通便利之处，不能使用日本佣人”等要求，她迅速辞退了女工，找到新地方，房租却从十一二元增加到二十五元。8月7日，在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召开前，何香凝就由孙中山、黎仲实作为介绍人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女会员。结婚时有两个陪嫁丫鬟贴身服侍的何香凝，为了革命需要却学会了生火煮饭，成了孙中山和同志们信赖和倚重的“管家”，做联络后勤工作，收信、把风、烧饭、煮茶，不辞辛苦烦琐，她说：“这样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很乐意的。”9月1日，廖仲恺带着女儿回到东京，当晚就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也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对爱国青年夫妻成为组织上的革命同志。不久，孙中山委派廖仲恺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何香凝给他赋“赠别诗”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表达了夫妻俩怀着为中华民族独立、复兴的理想，不断奋斗、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对同盟会成立的帮助，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等人的工作“多有力焉”。

　　革命生活的愉悦

　　武装起义需要图案、符号等标识，因此孙中山又提议何香凝学画画，廖仲恺也很支持，“怂恿她好好去学画画，她就真的学起来了”。1909年4月，何香凝走进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她有基础，也很有天赋，绘画学得有模有样，深得丈夫赞赏。如今留下来的最早画作之一是1910年赠送给黄兴的《猛虎咆哮图》。廖仲恺常把她的画拿去送人，廖承志说：“这时期的画，我父亲最喜欢拿来送人，留在手头的，一幅都没有了。”廖仲恺曾给来函索画的友人说：“内子画未能大有所成，倘不嫌陋劣，当以一幅寄赠。”不仅是他自己，连他的胞兄廖恩焘，早在1910年就曾赠一幅画给许承尧，称赞弟媳的画“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概”。

　　廖承志生动地描绘了父亲喜欢看母亲沉浸于创作并在旁评画的情境：“我父亲又在旁评判一番，说这块太硬了，不好，要柔软些，再什么什么些，等等。他们两人为此经常吵嘴，最后一次是我母亲把画笔一丢，说‘你这么会说，自己又不画？！’害得我父亲百般解释，才又悻悻然地再拿起画笔来。”廖仲恺非常尊重和疼惜妻子，支持她的创作；何香凝珍视丈夫的肯定与赞赏，把丈夫喜爱的画留下来珍藏，其中就有早期的《雄狮西顾图》。廖承志说，从事革命工作危险重重，几次毁家逃亡，她“像一般的地下工作者那样，危险到时，就不得不抛弃一切，只身逃出”，所以画作散佚不少，留下的寥寥无几，“这期间的画，较好的有《雄狮西顾图》，这是我父亲十分喜爱，又承当时的朱执信先生屡加欣赏的画。”廖承志还说，母亲早期“喜爱明艳色彩，形象生动。反映她虽然经过多次亡命的奔波，还能跟父亲一起过革命生活的愉悦，心情是开朗舒畅的”。

　　“双清”的精神品格

　　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何香凝代表廖仲恺到北京侍疾，陪伴宋庆龄。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参加了整个丧事仪程。丧事结束后从北京南下，何香凝先陪着宋庆龄到南京勘察孙中山墓地选址，参加南京、上海各界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发表演讲，在上海停留了几天，而后才回到广州。此时，何香凝终于看到了丈夫，数月不见，廖仲恺憔悴了许多，令她心疼不已，她说：“自孙先生逝世，仲恺更领导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拼着命干。我一方面对于当时蓬蓬勃勃的气象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仲恺的健康担心了。”孙中山病重时指示，“仲恺不可离广东”，廖仲恺身负党、政、军多方面的重任，不让他到北京侍疾。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的工作任务更重，承受来自右派和反革命派的更大压力。廖仲恺不停奔波、席不暇暖，从东征前线到平定刘杨叛乱，从组织农会到支持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权更加巩固，“此间连接捷电，总理虽死，主义愈张，奋斗愈烈，莫不转忧为喜”。

　　所以，当何香凝写下“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时，描述的是月光皎洁、清晖洒进他们的天台小屋，虽身在斗室，却内心澄澈，清雅和谐。当他们把家命名为“双清楼”，廖仲恺写下“双清词草”，何香凝自署“双清楼主”时，“双清”则超过了个人感情的范畴，成了他们精神品格的追求。

　　廖仲恺牺牲后，何香凝怀着“我们有二三十年师友之谊，夫妇之情，同志之爱，使我有不胜悼亡的情义”，但是，“最叫我痛心的，还是我们的革命势力，基础尚未十分巩固”。何香凝说，一定要继承廖仲恺的遗志，“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何香凝身负孙中山临终嘱托和廖仲恺未竟之志“两大重责”，在长期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始终坚守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从不妥协退让。何香凝说：“我们自从遇到孙先生，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起，我们便已把身家性命都交给革命了的。几次破家，几次遭难，只有增加勇气更下决心，绝不能使我们畏难退后的。”

　　当廖承志感念父母“半生教养非徒劳，未辱双亲自足豪”，誓言“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时，“双清”品格则成为他们不断传承的家风。在党的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时，不满20岁的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承志多次身陷囹圄能一直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宁死也不辱没党的光荣传统。廖梦醒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后来，在为何香凝所绘狮子图题诗时，他们的老朋友、诗人柳亚子写下了《国魂》：“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妙铸形。应念双清楼上事，鬼雄长护此丹青。”柳亚子初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时“才识荆州便故交”，称誉廖仲恺为“新南社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事业遭遇艰难顿挫时，盛赞何香凝“唯君杰出群流中”“劲质孤芳世已稀”，庆幸“唯我与君同性情”，为“双清楼主”的画题诗无数，留下了为后世称道的艺坛佳话“何画柳题”的合作模式。

　　今天，当我们缅怀何香凝时，总是会把她和廖仲恺一起来纪念，为他们的革命事迹和家国情怀所感染所感动。正如宋庆龄说：“她是孙中山的亲密的革命同志，是国民党前辈廖仲恺的忠实、勇敢的妻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曾评价何香凝的画“充满斗争之意”，对她“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赞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