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授予瑞典作家帕尔·拉格奎斯特，以表彰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

作为20世纪前期的作家，拉格奎斯特的小说诞生于欧洲社会精神失落、信仰缺失的年代，他作为无神论作家，在作品中借助神话象征探讨个体内在精神的迷茫。几十年后的今天，拉格奎斯特在文学中思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答案，由于题材的过时，拉格奎斯特的名字也已经被读者淡忘。事实上，在过去诞生的诺奖作家中，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被今天的读者们遗忘，其中有些是因为题材的过时与狭小，有些是因为作品影响力的不足，有些则体现了诺奖评选的争议性。本期专题我们将会重读拉格奎斯特的作品，并回顾那些已经在文学史中被淡忘的作家。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27日专题《帕尔·拉格奎斯特与被遗忘的诺奖得主》B02-03版。

B01「主题」帕尔·拉格奎斯特与被遗忘的诺奖得主

B02-03「主题」帕尔·拉格奎斯特：在精神失落的时代创作

B04-05「主题」被遗忘的诺奖得主

B06「文学」婚姻的战场上没有真正的幸存者

B07「经济」走出理解凯恩斯的误区

B08「访谈」《纸上的权利》：在一个西南小城，近代女性走上法庭

撰文丨宫子

帕尔·拉格奎斯特的写作恰好处于欧洲的精神失落年代。作为无神论者，拉格奎斯特借助宗教的主题意象，创作出了大量具有寓言性质的作品。尽管从叙事层面来看，书中人物对命运和精神的思考已经有些脱离时代，但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上个世纪的精神困惑，至今也无法被正式回答。

小说是否会过时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否会存在过时的可能——这是个残酷的问题。

尤其是过去的文学史似乎已验证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有无数曾风靡半个世纪的小说在今天已不再被人提及，也知道有大量遭遇冷落的小说在作者去世多年后成为经典。文学艺术似乎存在着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既不受物理世界影响也不受社会意志影响的时间线，即使创作者本人也无法预见到这条时间线的发展。有时，文学作品还要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现象，那就是愈是深刻投入当下主题的作品，愈是存在着过时的可能——帕尔·拉格奎斯特的文学作品便处于这样一种尴尬位置。他出生于1891年，凭借1933年的中篇小说《刽子手》和1944年的长篇小说《侏儒》崭露头角，在他生活与写作的世纪，世俗生活对宗教生活的冲击是大量作品探讨的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则是无法跳出的历史背景，在艺术风格方面，集体心理学、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文艺思想正当壮年——以上种种都存在于拉格奎斯特的小说中，我们翻开他的作品,能清晰感受到这种浓郁的二十世纪前叶的文艺风格，然而在今天阅读，会发现这些昔日象征着文艺前沿的特征已经距离我们相当遥远。拉格奎斯特的小说中，人性与神性发生冲突的主题已不再属于现代社会，小说人物身上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和哲学意味让这些角色看起来完全隶属于小说家的意志。阅读拉格奎斯特的小说更像是进行一次文学阅读的复古之旅，从那些已被人淡忘的作品中触摸二十世纪早期文学的艺术风貌以及小说家们极为严肃的创作态度。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得益于文学之外，他们更喜欢从历史、神学、哲学、心理学这些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性，一如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早期历史中，我们能发现大量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以及将历史作为主题的作家。

在拉格奎斯特生活的世纪中，宗教的地位正不断下降，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造成了一种矛盾性，它既让人感受到世界连同着神学所赋予的信仰正走向毁灭，又让人在末日景象中重新进行祈祷。早在1916年出版的诗集《苦闷》中，拉格奎斯特就在诗歌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欧洲世界的精神内核正在坍塌的状况，“苦闷/苦闷是我的遗产/我的喉咙的伤口/我的心在世界上的叫喊”，“如今那森林/和坚硬的高地/荒凉地升起，倚着/那低矮的苍穹/一切是多么艰难/多么僵化、阴郁和沉寂！”拉格奎斯特在诗歌中所写的苦闷情绪，是他对所意识到的空虚世界的追问。在1921年出版的诗集中，诗歌《一封来信》又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填补了这种空虚，在这首诗中，拉格奎斯特的世界不再是僵化和沉寂的森林高地，而是变成了温馨的林间路，“一封关于春小麦/关于红醋栗树丛、樱桃树的来信/一封我的老母亲的来信/那是以颤抖的手写下的粗糙的信啊！”“在上帝可靠的保护下/阳光照耀着那些毗邻的农舍/清澈悦耳的钟声欢快地敲着/降和平于世界”。这首诗后来于1938年被教堂歌手埃克贝里录制发行，它可以视为拉格奎斯特早期思想的一个节点，在这首诗中，诗人开始重新思考永恒的意味，“远方的我知道——哦，神秘！——这是无穷无尽的”，然而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拉格奎斯特的创作从诗歌转向了戏剧与小说，他在后续创作的故事中，用于阐释“永恒”这一概念的事物不再是源自宗教神学的企盼，而是更加悲观的历史态度。

1933年，拉格奎斯特创作了小说《刽子手》并在次年将其改编为戏剧。这篇小说意味着拉格奎斯特的思考开始正式介入社会。在《刽子手》中，拉格奎斯特让故事发生在中世纪与当下（20世纪30年代）两个时空，在中世纪时空里，一群坐在酒馆里的男人探讨着关于邪恶的主题和个人经历，刽子手则坐在酒馆角落里旁观，一言不发；而在当下的时空中，酒馆中的角色变成了爵士乐队，他们遭到纳粹分子的攻击，几名乐手被枪杀。刽子手坐在他们中间，依旧旁观，直到故事结束后他才缓缓站起身，发表了一番对于人性冷酷的看法。这本小说引起了国际轰动，因为在拉格奎斯特的《刽子手》之前，几乎没有瑞典作家对纳粹德国进行过描写，这部小说改编成戏剧后在挪威出演，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可惜在瑞典演出时，瑞典公众的反应依旧极为冷淡，而且这部作品还给拉格奎斯特带来了威胁。瑞典的亲纳粹团体公开抨击拉格奎斯特，盖世太保也在1936年将拉格奎斯特列入了死亡名单。

二战期间，瑞典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比较暧昧复杂，而拉格奎斯特则加入了反纳粹组织，同时在1940年正式成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接替了魏尔纳·海顿斯坦姆（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席位。在二战进入尾声之时，拉格奎斯特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并不抱乐观态度，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小说《侏儒》不仅传递了这个观点，也在小说出版后帮助他第一次获得了北欧社会之外的关注。

《侏儒》：人类的恶念无法消除

《侏儒》这本小说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小说中的信息还是清晰地指向了文艺复兴时期。故事中的亲王对应着米兰公国，那位创作机械、研究人体、绘制《最后的晚餐》的贝尔纳多大师无疑对应着达·芬奇，而小说的主人公则是身为侏儒的“我”。小说中，侏儒既是故事的观察者，也是故事的推动者，到最后他甚至成为了一种存在的象征。故事中的亲王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人物，他出场时被描写为一个英俊且极具贵气的男子，“他是一个伟大的、强势的人，运筹帷幄，善于取胜。他喜欢行动，同时也是一位学者，抽出一切时间研讨天上地下的万事万物，涉及各种学科”。宫廷里的这位侏儒鄙视身边的所有人，从园丁到骑士再到亲王那位淫乱的王妃，但唯独对亲王充满敬意，“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不被我鄙视的”。他以扭曲的心理享受着亲王对自己的命令甚至偶尔羞辱的口吻，但同时侏儒也意识到，他之所以尊敬亲王，是因为他完全看不透亲王。“了解他是很难的。我本人就不能完全了解他，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跟从他，忠诚如狗。话说回来，他也并不了解我”，他也在故事开头留下了最重要的两句话，“我不否认他很伟大，但在侏儒面前，没有伟大的人。我总是跟随他，如影随形”。

侏儒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人，是之后亲王邀请来的贝尔纳多大师。亲王十分尊敬这位大师，与他探讨世间的各种知识。贝尔纳多则借用亲王的特权得以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他沉浸在知识的研讨中，醉心于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在侏儒的眼中，贝尔纳多令他十分厌恶，一个原因是侏儒在骨子中追求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地位，而贝尔纳多的到来分走了亲王的恩宠，另一个原因则是侏儒在骨子中对科学、艺术、真理这些事物极度鄙视，他信奉神学，是个虔诚的信徒——但他对宗教的理解也非常扭曲，在基督教的故事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曾经吩咐门徒掰开的饼是他的身体，喝下的葡萄酒是他的鲜血，要以吃饼喝酒的方式来纪念他的到来，而在侏儒心里，那掰开的饼和象征着鲜血的葡萄酒都是来自仇敌的身体，要杀光仇敌才能够完成宗教意义上的净化。讽刺的是，这种被亲王与骑士们视为罪恶的心理正是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的样貌，宗教之间的仇恨催生了大量的战争，亲王也自然不能容忍侏儒的这种异端邪说。然而，侏儒在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仅仅的外在，虽然亲王以亵渎神圣的名义惩罚了侏儒，但这种表面上的、仪式性的举止并不意味着人类内心真的足以对抗仇恨。随着故事的发展，已经在公国积蓄了庞大实力的亲王开始谋划发动一场战争，侏儒的内心也因此而亢奋——他喜欢鲜血的味道，喜欢看到残酷与丑恶的行为。而且在战争的谋划阶段，那位曾经醉心于真理和艺术的贝尔纳多大师也主动出谋划策，他运用自己的物理学知识为亲王设计了具有杀伤性和攻城作用的战争器械，只是由于时间原因并没有被亲王采纳。

亲王的战争起初十分顺利，他的骑士与雇佣军团都展现出了骁勇善战的能力，不过随着财力消耗，无法负担雇佣兵费用的亲王只能以和谈的方式认输。侏儒完全无法接受和平的结果，他认为亲王是个懦夫，开始对他产生鄙视。但在随后的和谈宴会上，亲王通过下毒和刺杀的方式在酒宴上杀死了毫无戒备的敌人，新的战争与仇恨重新开始蔓延。侏儒看似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着这件事情，同时他也意识到亲王体内的那个侏儒也正在生长。“这场谋杀使得亲王大受欢迎。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亲王……如今，人们正等待一个真正和平、快乐的年代。他们深信，亲王砍掉了邻居们的头颅，他干得棒极了，从今往后，他们的幸福再也不会遭受别人的破坏。除了一己的幸福，他们什么也不想”。

同时，在亲王的女儿和敌人的儿子相爱时，侏儒还引导着亲王在城堡中抓到了两人，愤怒的亲王拔剑砍掉了年轻王子的头颅。然而告密的侏儒也在小说结尾遭到了惩罚，亲王将丑恶的侏儒锁在了城堡的监狱中，永世不得释放，但是在侏儒的眼中，这个故事并没有终结。“以我对主人的了解，他不会叫他的侏儒长久空闲无事。在地牢里，我如此冥想，深感快慰。我思考着那天将是何日，他们将进到牢里来，解开我的锁链，因我的主人来信，再一次征召他的侏儒”。

《侏儒》这个故事创作于1944年，正值二战即将结束的年代，最为邪恶残酷的战争即将在欧洲结束，代表着正义的盟军阵营即将胜利。但是在拉格奎斯特的眼中，这并不意味着和平美好年代的到来，他用非常悲观的态度审视着人类历史的走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闹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象征着丑恶卑劣的侏儒一方的纳粹德国虽然会覆灭，然而在冷酷的政治中，侏儒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一个外在的势力，只要人类心底的邪恶欲望依旧存在，那么过去的惨剧还会继续在历史中上演。小说中的亲王代表着拉格奎斯特对政治家的失望，他们总是忍不住在最光鲜亮丽的时刻膨胀野心，为了名望与荣耀而将世界引向斗争；公国里的民众们只在意自己的一己私欲；贝尔纳多大师，一个为了艺术和真理而服务的人，也在小说中转而用自己的知识去设计大量杀人器械——联想到二战时期，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在战争中的应用，这个形象也无疑体现了拉格奎斯特对知识界的悲观态度。

《大盗巴拉巴》：

人生丧失内核

1950年，拉格奎斯特又创作出了另一部经典作品《大盗巴拉巴》。如果说《侏儒》是拉格奎斯特对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反思，那《大盗巴拉巴》则是对个人精神内在的思考。小说故事取材于基督传说里的经典故事——当耶稣被罗马长官处以死刑的时候，按照惯例，当地民众可以在几个死刑犯中投票，选择一人放生。行政长官彼拉多本来以为当地人会投给耶稣一票，让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逃生，结果当地民众却一致选择处死耶稣，反而是放生了另一个死刑犯大盗巴拉巴。传说到此为止，在基督教的其余故事中再也没人记载那位死刑犯巴拉巴之后的行踪。拉格奎斯特则用小说续写了这个空白，讲述了大盗巴拉巴在耶稣被投票处死后的人生故事。

因为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大盗巴拉巴在获得新生后拥有了一个完全特殊的身份。在基督教信徒的眼里，耶稣是替巴拉巴而死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耶稣牺牲掉了自己神圣的生命，仅仅换来了这样一个卑劣之徒。巴拉巴在离开监狱之后，听闻了耶稣的一些生前事迹，也想要尝试去理解耶稣和他的信徒。但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们崇拜的乃是死亡本身。这是何等恐怖的事，他一想到便感觉恶心。他只想远离他们、他们的教条以及他们声称尊信的那人”。巴拉巴在小说中的形象是一个绝对的虚无者，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持怀疑态度。当他听到信徒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时，巴拉巴认为这个说法漏洞百出，既然是神的儿子，又怎么会被区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既然是能看到未来的神，为什么看不到自己被罗马士兵抓捕并处死的结局，当他跑到耶稣的坟墓边，看到耶稣的尸体已经消失不见时，巴拉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神迹，必然是他的信徒趁着夜色偷偷掘墓运走了尸体。

但对于一件事情，巴拉巴的态度是绝不虚无的，那就是自己的生命。他在小说中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在他成为罗马的一名奴隶后，他和另一个名叫萨哈克的奴隶成为了朋友。萨哈克是个忠诚的信徒，即使罗马士兵威胁他说只要不抹掉铭牌上耶稣的姓名就要将他处死，他也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在此之前，巴拉巴短暂地伪造出信徒的模样，但最后还是划去了铭牌上耶稣的名字——不过这个行为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在罗马纵火事件发生后，大量基督徒被处死，士兵们发现了巴拉巴铭牌上的名字，即使巴拉巴求饶地表示他早已经划去了那个名字，却依然被士兵们视为基督徒的一员。巴拉巴最终被处死，他未能逃脱死亡，也没能获得救赎。巴拉巴以极为空虚的态度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不仅是一个宗教主题的故事，《大盗巴拉巴》所对应的乃是20世纪中期，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缺失。在《大盗巴拉巴》所创作的时代，欧洲社会不仅面临着信仰的衰落，也面临着各种精神内核的崩塌。在存在主义的解读下，巴拉巴所面对的是人生的随机性与荒诞性，他挣扎其中，试图寻找生存的意义，却由于内心的空虚而无法理解自己的存在环境，最终在虚无中走向死亡。而在心理学的解读中，巴拉巴也意味着二战之后、欧洲人普遍的心理创伤，他们在牺牲和幸存的主题间挣扎，又在痛苦中滑向虚无。

近些年，关于《大盗巴拉巴》一书还出现了自由主义的解读方式——本应以自洽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盗巴拉巴遭到了多方压迫，最终他死于古罗马压迫性的政治体制。多元的解读方式让《大盗巴拉巴》一书具有了更深刻的意味，也让这本小说在出版后立刻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一本在当时引发世界讨论的小说。就拉格奎斯特本人的写作图景来看，《大盗巴拉巴》也是一个新主题的开始。面对小说所塑造的精神空虚，拉格奎斯特反复借小说人物之口诉说着爱的重要性，认为对世界丝毫不存在爱意的巴拉巴注定无法找到精神出路。但在随后的小说创作中，“爱”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主题——它很必要，但它真的能简单地解决所有问题吗？

《海上朝圣客》和

《希律王与米利暗》

《大盗巴拉巴》得到了国际性声誉后，拉格奎斯特有整整六年时间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此时，他已经开始转而思考另一个更加深远的主题，并即将在晚年的系列作品中得以呈现。

“找寻四部曲”是拉格奎斯特晚年的代表作品，共由四部作品构成，分别是《女先知》《亚哈随鲁之死》《海上朝圣客》《圣地》。四部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则是在情节中承上启下的《海上朝圣客》。这部出版于1962年的小说在开篇便极具冲突性——“朝圣之人登上海盗船，指望这船载着他前往圣地”。在前作中一心朝圣的主人公托拜厄斯错过了圣洁的朝圣船，从而登上了一艘恶贯满盈的海盗船，船上全是为非作歹之人——唯一的良善之人是个名叫乔瓦尼的人，他曾经是一名神父，因为犯下通奸罪而被放逐。在海盗船上，乔瓦尼向托拜厄斯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他曾经是一名告解神父，在一个女子前来忏悔告解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紧随女子的身后并占有了对方，此后他便和那个女子维系着令人不齿的关系。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在叙述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拉格奎斯特所书写的矛盾。

小说主题毫无疑问在探讨信仰和欲望的冲突，从乔瓦尼的叙述来看，他被教会驱逐的结果也并无冤屈。然而在罪与罚的衡量上，人类似乎永远都无法达成平衡。在乔瓦尼和那位女士发展出偷情关系时，某些瞬间他的内心未尝不是带有爱意，尽管后来肉体的欲望占据了多数，不过在审判时，那些瞬间全都被人们忽视，而欲望的罪行被不断放大。与乔瓦尼偷情的那个女人在坦白事情经过的时候，也放大了欲望和罪行的部分。其他神父在审判他时，提供了夸大的证词。乔瓦尼明白，自己的确犯下了罪过，但他并不认为世俗的众人（哪怕是教会的信徒们）拥有审判自己的资格。“不久之后，我来到这艘船上，总体而言，我在这里过得很自在。虽然生活粗糙、残忍、血腥，众人也不全然坦诚相对，但这里至少不是一个谎言汇聚之所。到了海上，这无边无际的海对一切漠不关心，对一切毫不计较，无善无恶，无神无魔，超脱人性”。漂泊在海上、选择以迷茫大海作为新信仰对象的乔瓦尼一直佩戴着那个女人留下的吊坠盒，“但乔瓦尼却仍然戴着那个吊坠盒，正如那妇人曾将它戴在胸口，紧贴自己的心房”，“虽然它到底是空的……船呢，则难以察觉地滑过无边的大海。一路远航，全无方向”。

乔瓦尼所面对的大海，看似是和大盗巴拉巴一样的虚无，但其实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乔瓦尼的大海也是虚无的象征，它没有方向，一片迷茫，只承载海上之人的命运，对善恶不作出任何评判，然而乔瓦尼却拥有着巴拉巴终生不曾拥有的自我意识。那个挂在脖子上的空吊坠盒正是一个象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瓦尼具有爱和救赎的雏形，只是这个雏形最终不过是用于承载自我欲望的空壳。巴拉巴不相信更高形式的精神存在，而乔瓦尼是相信这一存在的，只是他明白犯下罪恶的自己难以接触到那种存在，同时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无法诠释那种存在。乔瓦尼在船上所面对的大海像是个空洞的载体，拉格奎斯特也在这本书中涉及了自己无法诠释的主题。

可以说，拉格奎斯特晚年的文学作品中所思考的问题过于复杂，甚至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就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面对历史的循环，人性的邪恶，以及精神和信仰的缺失，拉格奎斯特一直尝试在小说中寻找可以弥补这一失落的事物。在《侏儒》中，他曾短暂地寄希望于集体意识对邪恶存在的警醒，在《大盗巴拉巴》中，他尝试以对他人之爱来进行平衡，而在“找寻四部曲”中，爱的存在也发生了动摇——世人是否真的能够把握住爱的存在，不至于让其滑向欲望和罪恶？拉格奎斯特对于人性的态度自然是悲观的，对于已经影响力式微的宗教，拉格奎斯特也从不曾寄寓什么期望——虽然他诞生在一个只有圣经的家庭中，但早在11岁时，拉格奎斯特就放弃了宗教信仰，转而成为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无神论者。他小说中的宗教主题完全是象征性的存在，而且根据拉格奎斯特的子女回忆，他们也从未在家中听到父亲提及宗教信仰。

1967年，拉格奎斯特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希律王与米利暗》。拉格奎斯特声称这本书具有很强的个人自传性质，我们也能从中读到他本人痛苦与绝望的心境。这本书创作于拉格奎斯特的妻子去世之后，妻子去世后，伤心欲绝的拉格奎斯特深居在岛屿上，在女儿的陪伴中写完了这本小说。小说中的希律王也具有两重身份，他是历史记录中残暴的君主，也是拉格奎斯特的化身。后者对应着拉格奎斯特失去妻子的痛苦，小说中性格暴躁的希律王只在米利暗身上会产生慈悲与爱，他在米利暗的指引下释放了囚犯，让人民感受到了慈悲的统治，但在发现米利暗并不能真正属于自己后，暴躁的希律王还是恢复了原状，他无法改变自己残忍的先天本性，虽然他在临死前依旧高呼米利暗的姓名，意识到米利暗是自己的挚爱，却已经无法改变悲剧的发生。而从象征的角度去看的话，希律王也对应着拉格奎斯特所理解的人类世界冷酷的本质。小说同时讲述了爱的能力与无能为力，在希律王的身上，只有爱可以让他短暂放弃残忍，但当多疑的希律王以权力意志占据上风时，爱又显得无能为力，米利暗也最终无法再从希律王手下拯救出任何生命。

爱无疑是对人类社会来说最为理想的出路，然而它过于理想——人类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它，任何强势的力量都会将爱的存在粉碎。至于拉格奎斯特在小说创作前期所写的主题，宗教，它毫无疑问曾经在神权的世纪里拥有比单纯的爱更具约束性的力量，但它同样为权力服务，而且拉格奎斯特也在前期小说中写明了宗教的局限性。在精神失落的世纪中，人类社会的出路非常迷茫，拉格奎斯特用小说中一个个身处空虚和迷茫境地的角色来让读者意识到精神内核缺失后的荒凉。作为一名极具学识的作家，拉格奎斯特从存在主义、宗教、历史学、象征主义等多个角度来书写文学寓言，他所思考的问题并不可能出现答案，然而如他自己所言——“复杂即生命，简单即死亡”，人类只有在复杂的思考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精神出路，而所有简单的答案都会将人引入唯一的死胡同。不过遗憾的是，今天这种寻找复杂生活意义的文学已经被人们淡忘。对拉格奎斯特来说，无人阅读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这个世界的文学也已经朝着越来越简单的方向发展，而这已经是他无法预见的精神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