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媛龄

　　作家汗漫在《与谁同坐》中写了十位先生——徐玉诺、董作宾、陈从周、成公亮等——写的不是他们的成就，而是他们“坐下”的样子：在书斋、琴房、废墟旁，独自面对学问、时代与内心。这本书追问的，正是这种“坐”的姿态——如何在动荡中保持专注，在沉寂中延续文明。它邀请我们，在合上书后，也辨认属于自己的那张椅子。

　　何谓“同坐”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窗子，落在摊开的书页上，恰好停在汗漫《与谁同坐》写陈从周的那一章，像月光穿过豫园的圆窗，洒在陈从周的掌心上。豫园的还云楼中，十几把空椅子围着陈从周。他喃喃低语：“我和谁，坐了这一个晚上呀……”声音随着豫园里的微风穿过纸面，轻得像尘埃在光柱里打了个旋儿。我合上书，耳边只有楼下火车缓缓爬过铁轨的嗡鸣，我也忽然想问问自己：此刻，我又在与谁同坐？

　　阅读此书时，耳边似乎总有乐音若隐若现。不是具体的旋律，而是一种深藏的节奏——沉静时如海浪在蓄势，激荡处若惊涛拍岸，终归于辽远的宁和。这让我想起由青年古筝演奏家丁雪纯演奏的古筝协奏曲《海之波澜》，想起水既包容万象又自有边界的力量。书中十位先生的生命，似乎也循着相似的律动，在时代的浪潮中或为浪花，或为深流，最终汇入民族精神的浩瀚无边的海域。

　　“与谁同坐”取自苏轼《点绛唇》中的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它不问功业，不问财富，只问了一个最平常却又最意味深长的问题：与谁同坐，度过那些或沉默，或激荡的时光。汗漫在书中写下了十位先生——徐玉诺、董作宾、刘半农、许地山、张元济、吴昌硕、朱生豪、蔡楚生、陈从周、成公亮——写的不是他们站在历史高处的样子，恰恰是他们“坐”下来的模样——在教室，在书斋，在案头，在废墟旁，在琴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这种视角，带着一份微妙的体贴，就像于先生们隐几而寐时悄然步入他们的内心深处。

　　这种微妙的体贴是一种安静的、专注的注视。汗漫并不急于将十位先生推上高台，让他们接受后人的仰望，而是先请他们“坐下”，坐在我们身旁。于是，汗漫将他眼中先生们的模样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给我们听，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名字，或历史疾风中卷起的树叶，而是一个个有温度、有呼吸、会疲惫也会陷入沉思的“人”。他们的“坐”，不是消极的退避，而是一种深沉的进入——进入学问，进入艺术，进入时代汹涌的暗流，也进入自己内心那份必须独自面对的寂静。

《与谁同坐》汗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十种“坐”姿

　　徐玉诺，这个“把自己作为一根火柴点燃”的诗人。汗漫写他，不只写他如何为民众呼号，更写他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如何“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细心地在泥土中、在废墟上编织“更美丽，更新鲜”的花纹，搭建那座“将来之花园”。这种“编织”和“搭建”，何尝不是一种“坐”？他“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里”，近乎固执地保存着对“全新之将来”渺茫却坚定的希望。他的力量，不全是呐喊时的激昂，更是独坐时，对抗无边无际的“破布”般的现实的那份耐心与痴心。这份执着，如《海之波澜》开头那段清越执拗的独奏。

　　董作宾的“坐”，则是与千年沉默的对坐，用心呼唤着历史彼岸的回音。在“不安的时代里”，他“与龟甲牛骨间的古中国日夜唔对”。那是一张平凡的书案，上面摊开的却不是寻常的纸笔，而是深埋地下的如大树根系般的历史脉络。他的“坐”，伴随着历史的号角，在每一条龟甲牛骨的裂纹与刻痕中，感触民族心脏的跳动。他说要“自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中国”，这不是他的狂语，而是他在放大镜中看到了逐渐清晰的、由先民之手刻画出的鲜活证据后，掷地有声的断言。他的“坐”，是让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度，在历史的源头找到可以倚靠的基石，恰似音乐中沉潜的低音，不张扬，却承托着整个旋律的基底。

　　而刘半农、许地山、张元济他们，则“坐”在了文明的接续处。汗漫敏锐地指出，“五四”那一代人，其“反传统”的力量，恰恰源于对传统深厚的浸淫。“反，返也，返本开新也。”他们的书斋，成了新旧激荡的漩涡中心。他们坐在那里，翻译、著述、编纂、教育，既从传统的上游汲取活水，又奋力开拓中下游的河道。张元济守护涵芬楼，守护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万物芳芬，历四时风霜而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他们的“坐”，是坚韧的守护，是在轰炸与毁灭的威胁下，用身躯和心智围出一片不灭的灯火，教他们如何守住星星微热，等待民族复兴之“春风吹又生”。

　　书中最动人的“坐”，与孤独和困境相连。朱生豪在战火与贫病中翻译莎士比亚，他的“坐”是“把书桌边和床沿，视为悬崖”的坐。真爱无坦途，他对莎翁、对爱人宋清如那惊世骇俗的爱意，都凝聚在这如临深渊的专注里。那一摞摞译稿，是他坐在人生绝境边缘，向永恒的爱伸出的一只手。他的欢乐短暂如焰火，但那“一瞬间的耀眼”，却真的照亮了汉语世界的一片天空，恰似那短暂却浓墨重彩的追浪乐段。

　　蔡楚生用电影为民众引灌“一江春水”，陈从周在园林中安放中国人的山水梦，成公亮在琴弦上诉说“古旧又新锐”的心声……他们的“坐”，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开辟出一小块可以呼吸、可以沉思、可以创造的空间。这空间自有其攻不可破的屏障，抵御着外部浑浊的洪流，也抵御着内在的虚无与寒冷。正如汗漫所写：“在最寒冷的时代里，唯慈爱与悲悯，让人间存续一脉暖意与热望。”这份暖意，是海面下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着的潜流，波荡于寂静的“坐”姿之中。

　　精神上的“同坐”

　　那么，阅读时，我们与谁同坐？

　　显然，汗漫的书写，并非让我们逆时间的河流而上，成为某一位具体的、历史上的先生的座上宾。他写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同坐”。当我们阅读，当我们的思绪随着他的文字，停驻在董作宾的甲骨、朱生豪的“悬崖书桌”、陈从周的空椅子旁、成公亮的秋籁琴琴尾时，我们便短暂地与他、与各位先生们共享了那一刻的专注、彷徨、热望与孤寂，像蝴蝶和蜜蜂分享新鲜的花蜜。这种“同坐”无须言语，它发生在理解诞生的瞬间，发生在我们的心被某种相似的情感或疑问轻轻触动的时刻。

　　更深一层，这本书促使我们与“问题”同坐。“何谓中国？”“何以中国？”这宏大的叩问，落在十位先生肩上，化作他们各自具体的生命实践：用诗，用考古，用教育，用翻译，用一幅画、一座园、一首琴曲。汗漫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只是呈现，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莫扎特的歌剧一般，不做评述，只是包容地展露。于是，当我们掩卷，问题便自然而然地移交到我们手上，如同乐曲终了后空气中未散的余震：我们如何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各自或平凡或专业的岗位上，交出我们自己的“答卷”？我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又将与怎样的价值、信念与困境“同坐”？

　　最后，或许是与我们自身“寂静的内心”同坐。在这个众声喧哗、节奏仓促的时代，“坐”本身已成一种奢侈，一种需要练习的能力。汗漫说，这是一本安静的书，他笔下那些先生的“坐”，也在提醒我们“静坐”的重要性——全神贯注地存在于一件事、一门学问、一种美之中的状态。他们的“坐”，是生根，是沉淀，是在动荡洪流中为自己也为文明打下的一桩支柱。我们或许无法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但可以学习他们“坐”的姿态：在纷扰中，为自己留一片可以深度工作的书桌；在功利计算之外，保有一份“无用”却滋养心灵的热爱；在挫折中，依然能听见自己内心“明月清风”般的清音。

　　“他们就是明月清风，自幽暗中升起，从边缘处一阵阵吹来。”汗漫这样写道。读这本书，如推开一扇窗，让历史深处的清风，拂入生活。而那贯穿阅读的、如海之波澜般的节奏，让这阵风带上了一种湿润而辽阔的气息。

　　与谁同坐？答案或许不在书里，而在合上书之后，那陡然降临的寂静之中。在这寂静里，你要自己邀请，自己辨认，自己走过去。在一把或许积了微尘的空椅上，伴着心中的明月、清风，与那一片无垠的海，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