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著

　　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艰难出走大西南。临走前，他们和刘敦桢先生一起将古建调查的大部分资料存入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中。可在1939年夏天天津大水过程中，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被淹，所有资料被大水浸泡。这给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同人沉重打击。

　　梁再冰回忆：“1941年春天，正当母亲病重时，三舅林恒（空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外婆和母亲后来得知都为此伤痛不已。三舅的后事是父亲在重庆时瞒着母亲到成都去办理的。后来又传来了天津涨大水的消息。营造学社的一批无法带到后方的图片资料当时寄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中，涨水后全部被淹，这是父母和学社成员多年心血的积累，所以父亲和母亲闻讯后几乎失声痛哭。”

　　可近读刘敦桢先生《川康古建调查日记》，根据其记载，他们1939年10月很快就得知了此事，并没有等到两年后，同时随即做出了应变处理措施：10月28日：“上午九时十分乘车出东门、循公路东行，午后三时半抵乐山……卸装后，接徽因信，知津件为夏潦所淹，十载辛苦，付之东流，痛心无以。”29日：“致函林斐成及桂老，商提取麦行存件，及整理、补救办法。”31日：“徽因转来林斐成君电，悉津件被淹，惨甚。比由思成拟稿复林君一函（内附上桂老函）及签字信纸数份，请径向麦行代取存件，以便早日整理。又函请借拨中英辅助费五千元，以备整理之用。”

　　当年8月底，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营造学社对川康一带古建进行调查。从这几则日记看，10月26日，他们到达乐山，正是在这里，接到了林徽因的信，得知了天津古建资料被淹的消息。正好营造学社两员主力大将都在，两人很快商量出了办法，致函桂老，“请径向麦行代取存件，以便早日整理”。

　　这里的“桂老”，即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字桂辛。正是他，1919年从南京经过时，从图书馆中看到《营造法式》并将之印行；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分设法式组和文献组，将梁思成和刘敦桢两员大将罗至麾下。《营造法式》整理印行后，他赠送了一部给梁启超，梁启超1925年11月13日将之寄给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林徽因，称之为“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由此催生了梁思成要破解这部“天书”并让它在构建中国现代建筑体系中复活的雄心壮志。在得到梁、刘二位先生加盟后，朱启钤高兴地记道：“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

　　尽管如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些不放心。林徽因堂弟林宣曾回忆说：对天津这批资料，“抗战时规定必须有三个人签名才能取出来——朱启钤担心梁思成变节，梁思成担心刘敦桢变节。林徽因有个规矩，亲戚中凡当了汉奸的，决不来往”。因为梁思成出生于日本并在日本度过童年，直到十一岁才回国；刘敦桢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由此走上建筑之路。抗战期间许多与日本有关联的人沦陷变节，为了防止其中有人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利诱，将这批资料外泄，他们三人只能订此君子约定。好在三人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由于当机立断，天津抢救出来的资料，在朱启钤的努力下，部分得到了恢复与复制。他给梁和刘各寄了一份。凭着这个基础，加上随身携带的一些考察记录等资料，梁思成带着莫宗江等人开始重新绘制、复制和整理营造学社七年间勘测测绘的古建图表，为接下来中英文版《图说中国建筑史》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