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千里的讨薪拉锯战

“郑法官，钱到账了……今年能踏实过年了。”

当我接到老许从河南老家打来的这个电话时，心里那块悬了几个月的石头，总算落了地。窗外是北国冬日的肃杀，但这通带着哽咽乡音的电话，却让办公室里暖意顿生。

棘手的开端：“空白合同”与缺席的被告

这起案子案情很简单，老许起诉北京一家搬运公司，讨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翻开卷宗后，我的心微微一沉。他提交的证据——一份《临时用工协议》和一份《代缴保险协议》，文件上用人单位处是一片空白，只有他自己的签名和红手印。助理当时就嘀咕：“这‘空白合同’，怎么审？”程序上看，被告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可以缺席审理甚至判决，但面对这样几乎无法建立法律关联的证据，一纸判决能解决老许的实际问题吗？能让他心服口服吗？

我始终觉得，庭审不只是走程序，更是发现真相、化解矛盾的窗口。即便被告不来，这窗口也不能草草关上。

第一次开庭：在迷雾中寻找线头

庭审现场

第一次开庭是下午四点。被告席空着，只有老许一个人坐在原告席上，显得特别局促。他反反复复地讲他怎么被叫去干活，怎么整夜整夜地搬运，最后又怎么一分钱没拿到。话有些琐碎，但我听得特别仔细，生怕漏掉一点有用的信息。

“你刚才说的那个派活的张队长，有电话吗？”“接送你们的司机，还能联系上不？”我抓住他话里每一个可能的线头，当着他的面，一个个电话打出去求证。从张队长打到李司机，再到赵老板，整整六通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对方一口咬定跟被告公司没关系。每挂断一个电话，老许眼里的光就黯下去一分。

那场庭，从午后阳光一直开到夜幕四合，晚上八点才结束。虽然当庭没有取得突破，但我还是郑重地告诉老许：“你的情况法院清楚了，我们还会继续调查。”

庭外追踪与意外波折

庭后，我的调查没停。几经周折，通过企业信息里的蛛丝马迹，我终于联系上了被告公司一个疑似负责人的陈某。打电话、微信聊天，下班时间也跟他掰扯。他起初很回避，只承认和下面搬运队有分包关系，对老许这个人、这件事，都说不知道。

就在我感觉找到突破口的时候，一个意外来了。助理告诉我，老许没在规定时间里交诉讼费，按照规定，这很可能要按撤诉处理。在此之前，老许尝试劳动仲裁因证据不足而未成功，劳动仲裁后向法院起诉的时效是六个月，一旦撤诉，这六个月的窗口期就可能错过了，仲裁结果便会生效，他的维权之路会更加艰难。

“不能就这样算了！”我们立即联系已经回河南等消息的老许。电话里，我能听出他的慌乱和绝望。“老许，你先别急，缴费的事我们想办法协调。案子，我们肯定继续给你办！”我得给他吃颗定心丸。法律的程序正义很重要，但不能让一个老实人因为不懂程序就倒在维权的门槛上。

后来，老许在我们的指导下，在法定期限内补交了诉讼费，程序便得以继续，这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

峰回路转：反向调查与将心比心

2025年12月底，第二次开庭。被告公司依旧缺席。这次，我换了思路，以陈某为支点，反向去挖他口中的“下面搬运队”。我联系上了包工头，甚至找到了曾和老许一起干活的工友。虽然还是没能拿到盖着公章的铁证，但多个来源的零碎信息，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出了一条清晰的事实链条：老许在2024年8月确实在为以被告公司名义承接的项目干活。

最关键的那层“窗户纸”，是我跟陈某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微信沟通捅破的。我没跟他硬讲法律条文，而是跟他“唠心里话”：“陈经理，咱们换个位置想想，要是您或您家里人，辛辛苦苦干一个月，血汗钱拿不到，四处求告无门，您啥感受？”“老许一个外地农民工，为这几千块钱，河南北京来回跑，不容易。事情到底咋样，您心里其实有杆秤。”

将心比心，法理人情一起讲。陈某的态度，从最初的抵触，到沉默，最后终于松了口：“郑法官，您别说了……这钱，我们认。”和解协议很快达成，工资当场过付。

灯光熄灭，法庭重归寂静。案子结了，我也有很多感触。法官面对的从来不只是卷宗和程序，更是卷宗后面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生计、尊严和希望。当被告“缺席”时，法官不能“缺席”调查和关怀；当证据“空白”时，法官的职责不能“留白”。多打几个电话，多跑几步调查，多费几句口舌，可能就能守住一个人对公平正义的朴素信仰。做法官的真正的价值，或许就在于此——让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来源：京法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