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丽

　　露西·格雷利（Lucy Grealy,1963—2002）是诗人和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四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而随全家移民美国纽约。其代表作《脸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ace）于1994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脸的自传》既是格雷利的个人回忆录，也是其生命书写（life writing）之作。全书记录了作者人生前二十多年的经历，聚焦她的童年和青年时光：全家人从都柏林移民到纽约，小学时确诊罕见的尤文氏肉瘤（颌骨癌），以及此后多年与癌症抗争、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种种历程。这种恶性癌症的存活率极低，但格雷利却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癌症治愈后的格雷利，却由于各种后遗症、并发症而导致面部严重畸形，为此，她在接下来的将近三十年中，进行了总计达三十八次的面部整形和移植手术，可惜都不太成功。让人惋惜的是，抗争过病魔的格雷利，最终却猝然离世于一场意外，年仅三十九岁。

　　与脸和解，一场深度的自我剖白

　　在此书中，作者一个引而不发的观点是：比起癌症病魔施加于肉体上的折磨和影响，精神上的受创其实更加难以治愈。精神受创也许是来自他人——无论是同情怜悯还是揶揄讽刺，也可能是来自我们自身——对自我的不接纳，并由此而坠入私人精神上的地狱。格雷利的一生，皆围绕着脸庞“美与丑”的不甘与抗争展开。毁容后，畸形的面容让她与众不同，也因此招致了很多或恶意或无意的嘲讽。然而，我们这些身体无恙的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是常常会因脸蛋或身材而产生容貌焦虑并不时地进行自我折磨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如书的标题所揭示，此书也是作者与她的脸达成最终和解的自剖之书——那张脸虽然不能代表她的全部和精神实质，却始终是她自己的一部分，憎恶脸的丑陋即是变相地折磨和贬抑自身。《巴尔的摩太阳报》评价此书时称，格雷利从患病毁容的表象中看出了自己内心的强大力量。虽然这是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但格雷利的诗性笔触和哲性思辨常常引人深思。文中所探讨的其实还有人、自我、身份、自我接纳，以及他人与社会对美丑的定义和评价是如何影响到个体等一系列普遍议题。

　　落笔克制，写读者能承受之痛

　　自出版以来，此书广受大众读者和学界的好评。比如，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赞誉道：“《脸的自传》讲述的是世上最痛苦的主题——儿童的受难，但它同时也关乎道德勇气、成长的艰苦斗争，以及一位作家灵魂的缓慢呈现。”爱尔兰当代作家希内德·格利森（Sinéad Gleeson），更是在采访及著作中坦言，露西·格雷利是她的偶像，曾帮助她拥有了与病魔抗争的坚韧与勇气。美国作家安·帕切特（Ann Patchett）是格雷利本硕时期的校友，她们在硕士期间亲密无间，成为彼此守望相助的挚友，她发表于2004年的《真与美》（Truth and Beauty：A Friendship）就是为了纪念格雷利而作。如果说《脸的自传》是作者自述的生平传记的话，那么《真与美》即是第三方从另一个视角为她所作的传记，该书主标题便来自格雷利自传中第八章的标题“Truth and Beauty”。露西·格雷利的一生，其实都在追寻着人世间的美与真。

　　在同为作家的好友帕切特眼中，“露西像她爱读的哲学巨著一样复杂”，“她最终成了你想认识的人里面最聪明的一个，阅读面最广、求知欲最强、最风趣的一个，也是跳舞最好的一个”。帕切特还表示：“在《脸的自传》里，露西省略了很多东西，大部分是关于她所患疾病的煎熬与漫长——生一次病就要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病情是多么猛烈，生活是多么无聊。她完全明白读者能忍受多少而不转过脸去，她写的故事不是她曾经必须忍受什么，而是她认为读者能够承受的故事。”诚如斯言，本书的叙述十分含蓄且隐忍克制。作为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格雷利的家庭和许多为生计奔波的移民家庭一样，历经诸多不幸：父亲在她十六岁时便因胰腺炎去世，年仅五十七岁；大哥肖恩十七岁时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随后又因车祸离世；母亲在她去世前三个月抑郁症加重，继而引发失智症，家人直至格雷利葬礼举办前，都未将她去世的消息告知母亲……不禁令人唏嘘。如帕切特所说，格雷利在自传中坦承的痛苦只是冰山一角，是我们读者能够承受得住的那部分苦痛而已。

　　叙述独特，藏于书中的多面自我

　　格雷利的文风时而像简·奥斯丁般细腻精准，时而又像纳博科夫般辛辣反讽。作者本人亦是纳博科夫的拥趸，可以看出，这本自传深受后者的经典艺术性自传《说吧，记忆》的影响——二者都未按普通自传的时间顺序，一一展开生平中的大小事。作者刻画的自身形象带有几分凉薄与无情，甚至还有点自我偏执。在书中，格雷利的形象其实也不止一个，主要有写作者——成年的格雷利，和被书写的、正在成长和经历一切的格雷利。而在被书写的那个自我形象中，或如某些评论家所言，也有“勇敢的小露西”（brave little Lucy）和“可怜的小露西”（poor little Lucy）这两种形象。她们在面对不同境遇时会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反应——格雷利有她勇敢和坚强的一面，也有她无助与脆弱的一面。

　　眼下是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似乎也是“娱乐至死”、一切追求短平快的喧嚣年代，不知道像露西那样思索生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但愿我们大家最终都能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世。最后，我以帕切特书中的一段话来作结，与君共勉：“整体而言，这根本不是一本悲惨的书。露西走了，这很悲惨，尤其遗憾的是她英年早逝，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生命的质量不由长度决定，而是由它的深度、由其中的经历与成就，由我们爱的能力决定。以这些标准来看，露西在她的有生之年做得相当出色。她勇敢地挺过了可怕的疾病，写下了两本了不起的书，拥有着我认识的人里最丰盛的友谊——深沉而持久。这些成就，对于三十九年的生命来说，不算赖吧？”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英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