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朝天的春耕仪式。明·戴进《春耕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我国古代有“天人合一”“顺天应时”的思想，人们依节气变化安排农业生产和社会事务。统治者也循节气施行宽严不同的政策，以求最优治理效果。从立春至谷雨，冰雪消融，万物生长，农业生产有序展开。统治者认为，春季当遵循自然规律，推行教化以劝民守法向善，施行赏赐以褒奖有功吏民。教化与赏赐的滋养、激励作用，与春季生机勃勃的氛围相契合，助力统治者有效治理国家。

　　春季万物生长，满含生机与希望。古人择春季行祭祀之礼，敬谢上天与先祖庇佑。立春作为春天首个重要节气，礼制内涵尤为丰富。据史料记载，立春当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等重臣赴东郊迎春，归朝后还会对群臣论功行赏。同时，天子还会在农历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古代称上辛日）举行耕籍礼（春耕仪式），亲执农具起土三次，彰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教化百姓及时耕种，勿违农时。《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天子于立春时节向太史官下达指令，要求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严格遵循传统法则，准确观测推算天体运行，确保历法准确，从而指导农事与国政。

　　西周时期确立“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立法精神，推崇礼的教化功用。礼是囊括宗法、祭祀等内容的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西周的法律公布制度具有鲜明的礼乐教化特征，也顺应了节气的变化。在一年之初的正月，统治者通过“悬象”“木铎”两种仪式公布法律，以温和的教化方式引导百姓守法。《周礼》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通‘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正月择吉日，将国家法律条文悬挂于宫门外的象魏之上，让百姓观览十日、熟知法律，做到知法不犯。春季象征复苏与新生，在一年初始的正月公布法律，正是西周法治顺应天时的体现。《周礼》记载：“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用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司法官先带领下属熟悉法律条文，再以摇动木铎的仪式向百姓宣告：不遵法者将会被处以刑罚，随后令各级官员将法律广泛传播。“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的准则，更是将教化作为刑罚的前提，只有在教化失效时才动用刑罚，避免百姓陷于罪罚。西周统治者将公布法律的仪式作为教化手段，以求减少刑罚适用，实现“慎刑”效果。而选择在立春之时公布法律、教化百姓，既顺应了春天万象更新的自然规律，也借自然规律的神圣性赋予法律正当性。

　　那么，乡间百姓在正月行何礼仪呢？明朝洪武年间，朝廷规定在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本属周礼，核心是倡导乡里敬老爱老。《礼记·乡饮酒义》云：“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通‘孝悌’）。”乡饮酒礼多设于乡学，通常在孟春正月十五或孟冬农闲时节举行，确保不误农时。其流程包括请迎宾客、宴饮、奏乐、酬送宾客等环节，通过酒会中依年龄划分的坐立规则、食器规格，彰显对长辈的尊重，推行尊老的社会风气，是儒家孝文化的具象化表达。至明清时期，乡饮酒礼中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宣传工作——“讲读律令”，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创新。乡间百姓在州县长官和耆老的带领下，讲读国家法令，同时褒扬乡里善行、批评不法行为。朝廷还明确要求在乡饮酒礼中安排专人讲读律令，并对宾客等级作出要求：“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地位最高；“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等轻刑罪犯的地位中等；“私杖、徒流重罪者”地位最低。通过对不同品行、身份者的表彰与惩戒，将教化与警示相结合，既凸显道德的示范价值，又强化法律的约束作用。乡饮酒礼成为古代基层实施教化惩戒、实现治理的重要方式，孟春时节，于春风中讲读律令、敬贤尊长，更能潜移默化教化百姓守法，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

　　立春过后的重要节日是清明节。古人定清明于春分后的第十五天，这时春暖花开、万物生长，古人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这也是清明节气名称的由来。清明节是冬至之后的第108天，在古人心中是阳气充沛的时节。从物候变化的角度观察，清明时节春和景明、草木萌生，生气旺盛、吐故纳新，是自然界物候变化的重要节点。清明在古代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中唐以后，民间逐渐将清明、寒食两个节日合并，清明也由此形成“墓祭”的传统。时至今日，清明节已成为中国人追忆先人、祭扫墓地的重要日子，承载着“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朱熹曾言：“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清明墓祭恰是百姓践行儒家教化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德礼思想借由这样的日常礼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百姓生活，深刻影响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与生活习惯。因官员回乡扫墓常耽误职守，唐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下令清明、寒食双节全国官员放假四天，这也是文献中可考的最早关于清明节放假的法令。

　　春雨无形，却能催草木萌芽、令万物复苏。礼的教化亦如春雨，于无形中引导百姓循规行事，自发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古人常将礼乐教化的效果比作春风化雨，孟子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说君子的教化如春风，有着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礼的施行顺应节气变化，万象更新的春季是礼发挥教化作用的最佳时机，统治者希望借春季的生机与特质，让礼的教化功效得以最大化，这也是春季多施礼乐教化的深层原因。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