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寒霜与热忱

1949年的冬天，呵气成霜。我的爷爷，杨只东村走出来的木匠，站在北京冷冽的风中。对于第一次到大城市谋生路的他，不确定能否凭自己的手艺养活家里的孩子。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有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参与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没有人知道这个从河北农村来的瘦高的木工叫什么。他也没有想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天安门标志性建筑之一。

四十多年后，我的父亲成为了司机，载着一车人的生计与梦想，穿梭在北京的车流中。他握着方向盘的大手，沉稳而有力。他从未继承爷爷的木工手艺，但爷爷那句“工地上的事儿，细心就是保命”的告诫，却被他时刻带在了飞驰的车轮上。

从爷爷手里的一方木料，到父亲掌中的方向盘，一条关于“匠人精神”的脉络，在时代的巨变中，静默而坚韧地延续着。

一木一生，一凿一印

爷爷出生于1931年，农村生活条件艰苦，经常食不果腹。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生存是唯一的主线。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门能够安身立命的手艺，依旧是乱世中最可靠的依托。1941年，10岁的爷爷拜师学艺，将命运的绳索，系在了斧凿刨锯之上。

爷爷的师父年轻时也在北京谋生，是出徒的师父，退休后回到老家养老，爷爷听闻他的手艺很好，便拜他为师学习手艺活。八年来，爷爷一直潜心钻研，打了大大小小的木件，手上也积累了厚厚的老茧。1947年，在师父的介绍下，爷爷认识了同村15岁的奶奶。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两年后，年满18岁的爷爷只身一人坐着绿皮火车踏上了来北京的路，他的兜里揣着干粮，心里揣着指望。一番波折，他终于在北京谋求了一份工作——北京中建建筑公司。

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工程在天安门正式破土动工。4000多名工人的劳动号子响彻天安门广场，各种大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热闹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希望在革命胜利后，建成一个能容纳一万人的大礼堂，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群众共商国是的场所。直到1958年，中央才确定修建万人大礼堂的方案，地点选在天安门。这4000多名工人中，就有一位木工，我的爷爷。

一个木工班组有很多人，每个人都负责不同区域或者不同工作。爷爷主要负责大会堂里面的水泥柱子和过梁，需要木工先用木板架好模型，再进行浇筑。

如此高难度、繁重的建筑工程，中国从未尝试过、经历过。数千名工人凭借着对新中国的一腔热血，用事实和行动展示了中国速度、中国制造。

万人礼堂平地起，历时10个多月，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毛主席踏入大会堂的那一刻，工人们激动地围上前向主席问好。我想，爷爷就是在那时候见到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高级干部。

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爷爷所在的公司又先后承建了北京二环内的大部分住宅楼、高楼大厦、南礼士路所有的住宅楼、工人体育场……他主要负责建筑的木窗结构，为住宅内层打现浇顶的工人搭架子和支板。如今北京的很多见证新中国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建筑，几乎都留下了爷爷的足迹与温度。

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父亲是家里的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作为家中独子，又是最小的孩子，奶奶和其他三个姑姑都十分照顾且溺爱他，很多好吃的永远先紧着他。爷爷更是照顾他，为了让父亲也能用上好的，就在北京拼了命的打工赚钱。

为了谋生计养活一家人，一年当中爷爷只有五一、国庆和春节的时候才会回家。孩子们一听到爸爸回来了都特别高兴，拉着小车上火车站去迎接。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他印象里的爷爷回家，永远都是拎着大包小包，把工地的很多不用的零件全背回来用，也有从北京带回来的吃的。小时候的父亲十分不懂，为什么爷爷那么瘦小的一个人能从北京驮着四五个半人大的包袱回来。

爷爷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秉持着能省则省的原则，工地上看见没了价值的零件他也全部收起来背回家。因着木工的原因，爷爷的手很巧。父亲小的时候，爷爷把铁丝焊成圈，每个圈还搭配几个小圈，推起来会哗哗作响。这就是父亲小时候玩的游戏之一，滚铁环。

后来，父亲成年后也选择和爷爷一起来北京工作。那时候，爷爷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细心，注意安全。爷爷心里时刻紧绷着这根弦。正因如此，尽管他在工地做了数十年木工，期间有其他同事不慎砍断手指，他却从未受过伤。爷爷的这份叮咛，让他一直记到了现在。

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父亲和爷爷住在团结湖的员工宿舍里。1989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父亲骑车从亚运村回来，发现爷爷突发心脏病并发气管炎，伴随着大量吐血，这是他第一次发病，之后陷入了昏迷。那会儿还没有120，幸好单位宿舍离朝阳医院非常近，单位有个司机，开着面包车把他们送到了医院，抢救了48小时才将爷爷的命挽救了回来。因为身体原因，爷爷从公司辞了职，回到老家养老。

1993年，临近春节，父亲从北京坐火车回家过年。彼时，三个姐姐都已出嫁，按规矩，出嫁的女子只有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过年的时候都要在自己家里过。所以那时候，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个人。春节前的某一日，天上正下着大雪，爷爷又发病了，父亲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上门看病。输了液，他开始有了些精神，能说话也能吃饭，但其实，这是回光返照。很快，人就不行了。最终，爷爷因心脏病抢救无效病逝。因为父亲不会开车，无法及时将他送往北京的大医院，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掌舵于川流之上

1988年12月，父亲来到北京，他进入北京住总干电工。自那年开始，他们先后承建了亚运村地区的高楼大厦、运动员餐厅、奥林匹克体育场、五洲大酒店以及亚运村南区热力厂的高达150米高的烟囱。

他没有忘记爷爷的教诲。在工地，他主要负责室内配电柜和室内照明的所有电力线。

“电这东西，比木头更不留情面，”父亲说，“你爷爷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那几年，我手里过的线路成千上万，没出过一次事故”。

哪怕是他带的徒弟，父亲也要求他们牢记安全知识，还会在旁边盯着他们操作。爷爷的细心，在父亲这里化作了对安全百分之百的坚守。

1990年代，中国掀起了下海经商的热潮。父亲为了多挣些钱，辞去了工作选择自己做生意。但很快就失败了，赔了一些钱。失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学车。

“就为你爷爷那事，我必须会开车。”

他先是学了驾驶本，后来又增驾了一个大客车本。从那以后，父亲就有了固定的职业——司机。这个决定，让匠人精神在新的职业里找到了载体。在那以后15年的时光里，他开小面包、开公交车、给首钢领导、法国工程师、豪宅老板、外国小孩子们当专职司机。

2000年，北京公交开了个北京巴士。北京公交带编制的最多是600路，从1路到100路都是正式工，北京巴士招的全部都是临时工，父亲就在北京巴士当司机。有一次，父亲开着巴士在北四环完成左转并到最内侧车道。有一个男士骑着二八大杠为了躲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小公共汽车直接把车骑到了最里侧。他突然从盲区里出现，让父亲猝不及防。那时，车上人满为患，正是早高峰的时候，很多人甚至被挤到没有可以扶的地方，只能靠前后左右的作用力勉强站稳。父亲并没有一脚刹车踩到底，而是缓踩刹车，让车慢慢地停下来，车上的乘客没有一个人受伤。自行车和人都被卷到了车底，那人被拖着走了十米才停下来。见车门打不开，父亲就从驾驶室的窗户上跳了下去，把人从车底拽了出来。他的胳膊被蹭掉了一大块皮，车也被压瘪了，虽然伤口看着触目惊心，内伤却一点没有。他非常气愤地指责父亲没有及时踩刹车。相比起车上的数十条生命而言，较小的牺牲一个人的确是最优解。如果那时，父亲选择了将刹车踩到底，那么将很可能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些站在靠近前挡风的乘客都会因为没有抓稳扶手摔倒，摔断了胸骨和肋骨，或者更甚。

就是因为父亲的心中记挂着车上的每位乘客，将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上，才避免了更严重结果的发生。

给外国老板开车的时候，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明明最不喜欢学习，但为了更好地沟通，了解老板的基本需求。父亲买了一本英语书，专门学习简单的日常用语，减少交流障碍。就连车上放的光盘，也是英文歌。一直到现在，他最喜欢的英文歌都是《Take Me To Your Heart》。

无论是公交司机还是专职司机，每次出车前，父亲都会绕车一周。坚持把车的每个部位都看看：轮胎是否有亏气；转电机是否正常运作；有没有小孩儿在盲区玩耍等等。

2008年奥运会，北京开展了关于安全驾驶万里行的活动。父亲积极报名，最后被评为安全驾驶万里行标兵。多年来，累计行程万里，并且没有任何违章和交通事故。这就是父亲几千天如一日的驾驶前日常检查和安全驾驶的结果。他始终把行车安全放在最高位置上。就像爷爷刨木头一样，功夫都在细节里。父亲的匠人之心，从有形的建造，转化为对流程、时间和责任的精准掌控。他握的不再是刨子，而是方向盘。但那份专注，可靠与细心，一脉相承。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父亲又做起了生意，成了地区代理，个体工商户。我问他“人都一把年纪了，怎么又想起折腾了？”

父亲笑了笑：“忙了一辈子，闲不住。你爷爷从村里走到北京，我能从北京再看看别处，挺好。人嘛，就得像干活一样，得不断打磨自己。”

打磨二字，他用得自然而贴切。那一刻我确信，爷爷的匠魂，从未离去。

我好奇地问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说：

1975年，5岁的他跟着爷爷第一次来北京。在团结湖小学的围墙外，爷爷将他举过肩头，让他坐在斑驳的墙头上。操场上传来小喇叭的清脆声，夹杂着学生们的阵阵喝彩。

爷爷像变戏法一般从兜里掏出牛奶糖。那是二分钱才能买到的稀罕物——别家小孩子都吃着普通的水果糖，爷爷总把最好的给他。

甜甜的奶油味儿融化在舌尖，是他四十多年都不曾忘的回忆。或许有些味道，本就只为封存于一瞬，而后用尽一生去回味。

细语，与不绝的回声

多年前的一个假期，父亲突然跟我说起爷爷，他找到爷爷的一张彩色照片递给我看。爷爷在我出生之前就早早离世，所以我对爷爷没有印象，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那时，我才看清，我的爷爷，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白白的皮肤，短短的眉毛，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就那样靠着身后的木桌子，笑得和蔼可亲。

“工地不比其他地方，非常危险。干活一定要细心，一不小心，轻则断根手指，重则命就没了。”父亲抽了一口烟，语气郑重地说道。我知道那是爷爷给他上的第一课，也是他如今回想起曾经种种，证明爷爷一直在他心上的最好凭证。

这句话，成了我们的传家宝。它虽朴素至极，却是一个老匠人用一生总结的哲学：对工具的掌握，源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所有的精湛，都建立在绝对的细心之上。

我翻开那本厚重的《定州志》，在“明代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的冰冷记载上，我触摸到一条更温热的脉络。

它始于洪洞大槐树下先民对故土的回望，传承于爷爷那双刨出共和国殿堂的巧手，铭记于父亲紧握方向盘保障一路平安的细心中。

这份精神，不曾记载于任何一部史册。它告诉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认真地活着，用心地做事，守护好你所珍视的一切——这便是平凡的我们，所能创造的最伟大的史诗。

杨嫣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