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晓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为近年来趋于同质化的青春片注入了一股深邃的活水。它避开了青春叙事中常见的爱情母题与怀旧煽情,转而潜入一段被刻意尘封的私人友谊,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对童年创伤疗愈以及电影艺术表达的静谧叩问。

　　影片的突破始于其别出心裁的叙事结构。董子健将双雪涛原著中的文学性插叙,巧妙地编织成“现实奔丧”与“青春碎片”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青年李默因父亲去世重返东北故地,在返乡途中与旧友安德烈重逢,这一现实情节构成了叙事的当下锚点。而两人共同经历的少年往事,如被偶然触动的记忆开关,在旅程中不断闪回、浮现。这种设计并非简单的倒叙,而是构建了一个记忆即现实延伸的叙事闭环。成年后的雪地同行,本质上是一场被迫展开的、与青春自我的艰难对话。那些温暖、鲜活的过往片段,比如足球场上的奔跑、废弃工厂里的探险,并非孤立的美好怀念,它们与现实中的疏离、沉默以及漫天风雪形成强烈互文,共同拼凑出一段被创伤撕裂,又被时间掩埋的完整人生图景。

　　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是影片极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系统,导演及摄影团队采用了一套严谨的冷暖双调视觉体系,来具象化记忆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回忆中的青春被包裹在暖黄、橙红的色调中,光线柔和,充满颗粒般的质感,宛如一层温暖而朦胧的滤镜。成年后的现实场景则以冷峻的蓝、白、灰为主色,东北旷野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刺目的冷光,车厢内是压抑的昏暗,人物被广阔而荒寒的景致衬托得渺小而孤独。尤为精妙的是,在两人并肩同行的某些时刻,冷色调的天空会透出一抹微弱的暖光,这束光成为未被时光彻底斩断的情感羁绊的视觉隐喻,暗示着修复与和解的可能。此外,影片的声效设计也极具匠心。回忆中足球撞击地面的闷响、少年的嬉闹与风声,与现实里风雪持续的呼啸、成年人之间克制的对话乃至沉默,形成了听觉上的鲜明对比。贯穿时空的足球滚动声,更成为一个核心的声音符号,既是友谊的起点,也成为唤醒沉睡记忆的钥匙。

　　在这一系列精妙的电影语言承载下,影片的主题得以深刻呈现。它首先是对创伤记忆的一次细腻解剖。李默对安德烈的遗忘并非薄情,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创伤后应激防御机制,他将好友悲惨遭遇的痛苦,封装进了潜意识的角落。因此,整部电影的旅程,就是李默在外部环境的触发下,被迫拆解这个记忆疙瘩,直面创伤源头的过程。影片片尾,童年的李默在歌唱,身后安德烈亮晶晶的目光,早已埋下答案,真正的告别,是我终于敢走向没有你的明天。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