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判例、决狱思想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代郑克编撰的《折狱龟鉴》以案例为载体，将古代“哀矜折狱”理念贯穿始终。其中三则情节相近又各有侧重的“盗母棺椁”案，生动展现了该思想在宋代司法实践中的传承与深化。

　　三案均为子辈私自盗掘、改动已故改嫁母亲的棺椁，意图将母亲遗骨迁葬至生父墓中，实现父母合葬。这种行为依当时律法本当论死，然三位司法官皆秉持“哀矜折狱”理念破例裁决。苏寀审理案件时，明确区分其与为财盗墓的差异，奏请朝廷免除犯人死罪，开此类案件从轻处罚的先例。侯瑾提点陕西刑狱时，遇同类案件，援引前例奏请朝廷将该类情形的从轻标准著入法令，推动“哀矜折狱”理念制度化。张唐卿代理陕州知府时，所涉案件细节与前两案略有不同，犯人趁父亲下葬之际，盗走尚未入土的母亲灵柩以图合葬，他以犯人“知孝而不知法”、主观无恶念为由释之。三案从个案宽宥到制度固化，再到本心体恤，尽显“哀矜折狱”理念的丰富意蕴，亦契合宋代礼法合流的司法传统。

　　惟刑之恤——“哀矜折狱”之要义

　　恤刑是“哀矜折狱”的主要内涵。《尚书·舜典》载：“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钦”即敬谨，考虑到刑罚可能施之不当，用刑时要怀敬谨之心；“恤”为“忧”或“忧念”，即矜恤，矜疑宥过。司法官须以仁爱公正为准则，用怜悯之心审断案件。这一点在三则案例中得以充分体现。第一个案例中盗棺者的行为，依照《宋刑统》当处绞刑。而苏寀综合分析案情，将传统孝道融入裁判逻辑，奏请朝廷盗棺者乃为父母合葬，满足孝之心愿，与挖掘墓葬盗取财物的行为有本质不同，最终使盗棺者得以减免死罪。可见，古代司法官在统筹考虑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怜悯、体恤之情融入办案，更好体现古人的为民、爱民之情。

　　咸庶中正——“哀矜折狱”之准则

　　公正是“哀矜折狱”的根本准则。《尚书·吕刑》载：“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意思是司法官应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审理案件，强调断案需以法为依据，避免主观臆断。郑克将公正理念具象化为“严明”，提出“严正明察在于察见物理人情，善于裁处案件事体”，核心在于“察情”。“情”字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以血缘关系或类血缘关系为内容的“人情”；二是犯罪的动机；三是案件的真实情况。

　　从三案的细节来看，张唐卿审理的案件中，母亲先亡尚未安葬，父亲随即去世，犯人盗柩仅为父母同穴，无图财之心、无亵渎之举，更无二次暴露尸体的情节，主观上纯为“孝思”；前两案中的盗棺者虽有“发冢”行为，但动机同样是成全孝道，与恶性盗墓截然不同。裁判方面，张唐卿审理的案件中盗棺者的行为依律应处二年半徒刑，他着重考量犯人的主观动机，直接宣判无罪并上报朝廷，意在树立体恤孝行的司法示范；苏寀审理的案件虽法当处死，却奏请“减死”，保留罪名的同时从轻处罚；侯瑾则将“得减死”的裁判标准制度化，以“以例辅律”避免同案异判。这充分体现了宋代司法官断狱时，兼顾案件事实、主观动机与法律规定，在严明执法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智慧。

　　矜谨尽心——“哀矜折狱”之底色

　　“矜谨尽心”是司法官必须具备的品质。“矜”者，哀矜也，即矜恤、矜悯、矜恕；“谨”者，慎也，即恪尽职守。这一品质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有“至诚之心”。郑克曾在“辨诬”门“张楚金向日查书”案按语中引用荀子所言“人有失针者，寻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具体到张唐卿“释盗丧归葬之子”案，他断轻重以合分寸，将此案与苏寀、侯瑾审断的案件相比，情节最轻：母尚未葬，未动他人冢中棺；后夫尚在，但仅“盗丧”归父，并无“发冢见尸”重情。张唐卿权衡后，直接“释之”。二是“仁者必有勇”。郑克在“寒朗廷诤为辨诬”案按语中指出，畏缩避责的官员难恤民冤，而寒朗为辨诬挺身而出，堪称典范。苏寀亦是如此，面对盗棺者法当处死的初步结论，他没有沉默或附和，而是明确指出案件的特殊性，力陈“岂与发冢取财者比”，积极为盗棺者争取公正裁决，避免冤案发生。

　　鉴古知今，代代相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办案要从古代刑事案件审断中汲取智慧：秉持仁爱之心。刑事检察履职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安全、人格尊严，必须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高扬公正之剑。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坚持“三个善于”，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永葆从检初心，以“至诚尽心、担当负责”的作风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擦亮胸前的检徽，让古代司法智慧在当代法治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文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课题《古代调处制度中的司法智慧对检察听证的启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