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传：生活与时代》，[英] 伦纳德·夏皮罗著，孔俐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上海贝贝特，2025年9月版，504页，118.00元

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的《屠格涅夫传：生活与时代》（Turgenev： His Life and Times，1978；孔俐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2025年9月）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作家传记，可以说是在“文学纪念碑”系列中的一块“思想纪念碑”。“多余人”和“父与子”这些词汇在我们心中已经翻滚了四十多年，余焰至今未息。

这种感觉就如上周专程赴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涅瓦河畔的遐思：列宾艺术特展》一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意外归来》《宣传者的被捕》《拒绝忏悔》这些著名油画作品总是使我在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之上更加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与思想脉搏。展览中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肖像》（Portrait of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1874年，布面油画，116.5 厘米x 89 厘米）更是马上使我想到了夏皮罗的这部《屠格涅夫传》。在展览图录中了解到，列宾在1873-1876年旅居巴黎期间，以皇家美术学院公费奖学金获得者身份，应R.M.特列季亚科夫的委托创作了作家屠格涅夫的肖像，作为专门收藏俄罗斯杰出学者、艺术家的肖像画系列“民族珍视的面孔”作品之一。创作过程对屠格涅夫和画家来说都非常愉快，遗憾的是，作品完成后P.M.特列季亚科夫认为此作虽然在古典构图法则、色彩等绘画性层面堪称典范，但未能捕捉到屠格涅夫的个人风采；列宾的精妙笔法和光影技巧未能展现出屠格涅夫的个性、睿智与天赋，而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这位作家在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地位。列宾自己也感到惭愧，最后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提供了由他创作的考古学家伊凡·埃戈罗维奇·扎别林的肖像，用以替换这幅作品（《涅瓦河畔的遐思 ：列宾艺术特展》（汉英对照，罗文利主编，北京：中译出版社，2025年 7月，30页）。在夏皮罗的传记中也提到这幅油画作品和绘制过程，但是没有谈到这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夏皮罗在该书“序言”中说，又一部屠格涅夫传记问世的理由是因为有许多新的材料在法国和俄罗斯首度曝光，大量详细信息可能有助于揭示作家的一些情况。考虑到虽然夏皮罗的这部传记是在1978年出版的，但我们之前读到的多部中译本屠格涅夫传记的原著大都还出版于它之前，如鲍里斯·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传》（王立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安德烈·莫洛亚的《屠格涅夫传》（谭立德、郑其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那么可以说这部传记的史料信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夏皮罗在这部非常严谨地依据传主生平作为叙事框架的著作中，仍然非常突出了屠格涅夫的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他说虽然屠格涅夫经常否认自己是政治家，他的主要活动也不涉及政治领域，但是“他在信中对俄国和法国公共事件侃侃而谈，并发表了鉴定的意见。此外，虽然在他的小说中，人的问题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要描述十九世纪（或任何时候）的俄国，不可能不深深卷入当时的争论。事实上，屠格涅夫在写作《处女地》时很清楚这一点，正如他为这最后一部小说所做的多年准备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因此，我试图提供与当时俄国政治背景相关的充分信息，以阐明他的立场”（序言，xii）。另外，夏皮罗拒绝轻易地给屠格涅夫贴上激进的或保守的标签，“除非在所有关系中，对自由、正直和人性的爱可以被称为‘标签’。在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被纳入各种各样的阵营：如果你批评激进派，你就和卡特科夫及其他公开保守派站在了同一阵营；如果你攻击政府政策中的不人道因素和蒙昧主义，那么你实际上就是一个激进派。在十九世纪俄国，屠格涅夫是极少数敢于拒绝这种专横无理的典型俄式分类和标签的人物之一，这也是他的政治观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政治观更容易被西欧自由主义者接受的一个原因。但屠格涅夫不是公认意义上的西欧自由主义者”（同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阅读这部传记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屠格涅夫从小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以及狄更斯的小说，对普希金的诗歌更是非常熟悉，对屠格涅夫成年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9页）。他在早期信件中提及的一部小说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A.A，Bestuzhev-Marlinsky，1797-1837）的《变节者》（The Traitor），并对其赞誉不已。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积极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从1823年至1825年，他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作家雷列耶夫（K.F.Ryleyev，1795-1826）合编《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Звезда），对俄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尔林斯基的短篇小说以历史为题材，具有一种在精神上属于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的特点（11页）。这是过去我们比较少了解的。

应该补充的是，笔名马尔林斯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图热夫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著名和极受欢迎的俄罗斯浪漫主义小说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作家承认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曾深受他的影响。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在1830年代被推崇，但很快在1840年代的现实主义批评家中失宠，在1840年的一篇评论中，别林斯基批评他的浪漫主义过激。对于屠格涅夫的思想成长来说，别斯图热夫小说中的思想触及了这些重要的主题：在语言和民间材料中寻求民族意识，与资产阶级崛起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基督教的辩证法兴起及其异教双重性，以及东西方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最终演变成斯拉夫主义-西方化争议。[参见G. 鲁克特（G. Rueckert）《A.A. 别斯图热夫-马林斯基与小说批判理论》（A.A. Bestuzhev-Marlinsky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Novel，2001；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那么，对于屠格涅夫的思想萌芽期应该也是有过重要影响的。还有就是，夏皮罗提到的雷列耶夫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人物之一，他在1820年发表的诗歌《致宠臣》痛斥了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称他是“专制统治下的奸诈谄媚者”，因而震惊社会。他的另一首诗歌《公民》把“公民”这一现代民主社会的概念放到与专制对立的位置上来歌颂，认为公民的身份体现的正是生命的价值：“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从而强调了作为公民的责任意识就是反对专制和捍卫个人权利。诗歌还强烈地表达了对当时俄国贵族青年的失望与期待：“就让青年们不明白自己的命运吧”，以反责的语气更深切地期待他们的觉醒。这首诗在今天读来仍然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可惜的是在印象中雷列耶夫的作品还很少有中译本出版。

虽然从少年时期的阅读中可以看到在屠格涅夫的思想萌芽中已经预示的发展方向，但是夏皮罗认为如果说在1837年前他的思想觉醒已经开始的话，也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发展过程是缓慢的。1836年俄罗斯哲学家和作家P.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1794-1856）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强烈质疑俄罗斯文化的落后性，这是俄罗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导致杂志被停刊、审查员被撤职、编辑被流放、恰达耶夫被精神病，但是他受到了思想开明的俄国年轻人的追捧，尤其是赫尔岑，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呼唤。当时的屠格涅夫一直是《望远镜》杂志的忠实读者，但他显然没有对这封《哲学书简》做出任何反应。因此夏皮罗认为“我们须对其晚年称自己上大学时已经是‘民主派’或‘共和派’持保留态度”（19页）。这是对于认识人物的思想发展应有的审慎。

1843年7月屠格涅夫正式进入俄国政府内务部任职，被任命为“十品文官”，此前他已经在部里的特别办公厅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写了一篇题为《俄国经济和俄国农民评论》的一篇札记（日期为1842年12月23日至25日）。“这篇整整十四页的论文还包含了对农奴制非常敏锐的分析，表明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已经研究了该主题，并且曾深入思考过。”（41页）他后来在1868年记载下自己早年对农奴制的憎恨，并解释后来要离开俄国的原因就是对俄国农奴制和整个生活环境的反感和愤慨：“我无法继续呼吸同样的空气，无法与我所憎恨的事物共处一室……”（42页）但是夏皮罗也注意到屠格涅夫在德国柏林大学的一位朋友对屠氏称自己早在1839年至1840年留学德国时就下定决心反抗农奴制度的说法表示质疑，因此对这篇工作札记作了更具体的分析，最后认为屠格涅夫当时无疑是对农奴制很反感的，但也许确实感到开明改革比革命性的废除的希望更大。但是到1845年他似乎已经确信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了（43页）。应该看到的是，自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官方对于废除农奴制的呼声反应非常激烈，甚至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几乎等同于暴力革命。

1843年屠格涅夫发布诗歌体小说《帕拉莎》，夏皮罗认为这是屠格涅夫进入了“我们”阵营的明确信号。“‘我们’指的是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格里鲍耶多夫的狂热爱好者，而‘他们’则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古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的文学‘建制’。他们总是对各种颠覆性观点及对政权含沙射影的批评保持高度警惕，急于向当局告发它们（事实上他们可以随意地大肆告发），渴望打造一种虚假、缺乏现实主义、充斥着伪爱国主义的文学，使其无法对现有秩序构成现实威胁。……《帕拉莎》的问世成为屠格涅夫也将归属于该阵营的第一个明确信号。”（45页）当时“我们”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和“建制”派的眼中钉是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批评家的V. G.别林斯基，而屠格涅夫多年来一直是别林斯基文章的狂热崇拜者。在圣彼得堡，屠格涅夫自然成了别林斯基“圈子”中的一员，其中有安年科夫、历史学家K. D．卡维林、诗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家I. A.冈察洛夫；博特金、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则“经常从莫斯科赶来”。这是俄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圈子，屠格涅夫在这圈子中对别林斯基表达了最高的敬意。他完全相信别林斯基在追求真理时表现出的真诚、正直和激情，义愤填膺地驳斥了敌人所散布的谣言诽谤。他对别林斯基所在贡献的判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在讨论普希金的继承人时，他认为在创造性艺术领域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而在思想和批评领域则是别林斯基，这是对作为批评家的别林斯基致以的最高敬意。”（46页）

想起在读大学期间，读完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之后再读到别林斯基对它的评论，不但佩服而且有点激动。顺带想起来的是，当年有许多大学的中文系七七、七八级学生自己办起各种文学刊物，自己刻蜡版油印，忘记是哪间学校有一本刊物就叫《我们》。印象中它远不像《珞珈山》《红叶》《未名湖》等那么有影响，但是“我们”这个刊名实在让我们喜欢。

夏皮罗认为屠格涅夫公正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尽管别林斯基是一个坚定的西方派知识分子，但是他从未失去对俄国的一切事物的判断。在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思想界语境中也仍然是重要的争论性议题，只是话语方式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屠格涅夫在1869年（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的文章中强调了别林斯基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段话说得非常形象和有氛围，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惊：“当时的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当下的年轻一代不必经历类似的事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也许在早晨，您取回了校样，上面全是红墨水，改得面目全非，如同血迹斑斑。您甚至可能还要去审查官那里，向他提供徒劳无益且不够体面的解释或理由，并听从他的判决，通常是嘲讽的，没有反驳的余地……如果您用心环顾四周，便会看到贿赂盛行，农奴制坚如磐石，营房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法庭，大学即将关闭的谣言满天飞……出国旅行变得不可能，不可能从国外订购一本明智的书，某种乌云始终笼罩着整个所谓的学术部门和文学部门。最重要的是，窃窃私语的告密声四处传播。没有共同纽带和共同兴趣的青年全都受到恐吓和压制。好吧，您来到了别林斯基的公寓，第二个、第三个朋友出现了，一场谈话开始了，一切都变得轻快了。”（47页）虽然屠格涅夫补充说当时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政治，因为谈也是没用的，但是很难想象在极端严苛的言论审查、思想高压和告密恐吓的政治氛围下聚集起来的那种青年知识分子圈子真的很少谈论政治。1853年底屠格涅夫获准迁居圣彼得堡，直到1856年7月前往巴黎，屠格涅夫的生活都是以《现代人》的文学圈为中心。这个圈子的文人都是被一条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对别林斯基的友谊、尊敬和爱戴，但不是对别林斯基观点的尊重，而是因为“别林斯基代表着批评家的正直，反对政权、官僚和审查制度——简而言之，即如今所称的‘自由主义原则’，而这是所有这些人共有的”（139页）。

虽然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有很大影响，但是当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在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大兴讨伐之师的时候，屠格涅夫对别林斯基的这封《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所使用的暴力语言是不赞成的，尽管这封信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激起狂热的轰动，而且他也并不同意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这里值得说的是，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中对五年前出版的《死魂灵》进行反思与自我拷问，有些地方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对于别林斯基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一直把《死魂灵》看作是对尼古拉一世政权的直白而尖锐的讽刺，并视果戈理为“我们”中的战友，因此果戈理的反思就被看作是一种背叛。但是屠格涅夫仍然认为果戈里和普希金、莱蒙托夫一样，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

在发表于1845年的长诗《对话》中，屠格涅夫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多余人”问题和“父与子”问题的严肃思考。这首诗曾寄给别林斯基征求意见，在最终版本中屠格涅夫也作了一些修订。“对话”在一个老隐士和一个拜访他的年轻人之间进行，隐士代表过去一代的真理追求者，如十二月党人及其追随者，年轻人则代表了悲观失望和困惑的四十年代理想主义者，屠格涅夫后来称其为“多余人”。老隐士责备年轻人缺乏决心和男子气概，年轻人很坦诚地表示曾满腔热情地想要服务人民，结果发现自己无法融入这个世界，对此老隐士再次予以谴责。年轻人最后说道：“现在让我问你们，噢，祖先们，你们为我们做了什么？来，告诉我们……”这首诗以悲观至极的调子收尾，反映了四十年代早期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心绪（58页）。在我看来，从这个年轻人到后来《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表明了一种从悲观情绪发展到虚无主义的思想脉络，是从感性情绪到思辨之果的思想成熟的过程。夏皮罗同时指出诗中还涉及屠格涅夫最喜欢的两个关于爱情的主题。一是男女之爱，男性总是居于被动，这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一是男人在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与甜美的爱情失之交臂后所感到的痛苦（同上）。这更能说明此期屠格涅夫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均已经开始进入成熟期，“多余人”“父与子”以及精神与爱欲这些核心主题已经浮现出来。小说《多余人日记》于1850年4月发表在《祖国纪事》，虽然在这篇小说中的丘尔卡图林的命运与政治无关，他是被自己的个性或不自信的性格所毁，但是“多余人”作为政治人物和俄国社会背景的牺牲品，一直是屠格涅夫关注的主题，至少从《罗亭》开始是这样（85页）。

屠格涅夫撰写并作为演讲发表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引起激烈争议，俄国文学中的“哈姆雷特”就是那些“多余人”——心地善良但软弱无能而且完全不切实际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堂吉诃德”在俄国就是指年轻一代中有坚定信仰和准备为民众的事业牺牲自己的那些人。虽然屠格涅夫对后者表示赞扬，但是年轻的激进分子对此并不买账，思想上的争议和站队是所有投身思想运动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局面。在四十年代的“旧人”与六十年代的“新人”之间、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贵族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之间、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和乡土主义之间，思想斗争的浪涌一波波席卷而来。赫尔岑和屠格涅夫之间的纷争更能说明农奴解放后俄国政治结盟的性质。“这两个正直之人都真诚地为国家的福祉而效劳，他们之间的争吵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和俄国政府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鸿沟越来越大。当然，赫尔岑并不认为屠格涅夫在各个方面都站在专制和独裁的俄国政权一边。但与此同时，他不明白，一个像屠格涅夫那样为解放农奴而斗争的人，怎么可能在不出卖灵魂的情况下，与政府官员同坐一桌谈笑风生。”（262页）听起来这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

实际上，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主这一边，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压迫，但是当他在1848年间多次提到法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事件的时候，强调的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这是他终生坚持的立场。虽然不赞同暴力的革命，但他对革命者的人格和气节是非常敬重的（80-81页）。夏皮罗在后面章节中更深入地阐释了这个关键问题：“他公开谴责使用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做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痛恨残暴的方式，他也不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理想。这种观点决定了他对1848年的法国起义、1863年的波兰起义、巴黎公社（以及加利费将军以虐待狂般的残酷手段镇压巴黎公社），以及涅恰耶夫和他的同类人的看法。就对俄国的看法而言，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法国则是另一回事）。1866年卡拉科佐夫及1867年一个波兰人在巴黎企图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这让他充满了恐惧和愤慨。但他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示钦佩，几乎是敬仰。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对巴扎罗夫的爱；屠格涅夫终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但他希望自己生为堂吉诃德。”（334页）在1876年，屠格涅夫在写给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的编辑斯塔秀列维奇的信中解释了他对年轻革命者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学作品把年轻一代描绘成流氓和无赖——首先这是不公正的，其次，这是对年轻读者的侮辱，是谎言和诽谤；要么就是尽可能将这一代人理想化，这也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有害的。我决定选择中间道路，采取更接近事实的立场：描写大多数善良、诚实的年轻人，并表明尽管他们诚实，但他们的事业是如此不真实，远离生活，只能使他们走向彻底的惨败。”（350页）

这让我想起了钱永祥教授在为郑鸿生《青春之歌》撰写的《跋：青春歌声里的低调》提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形象，指出“我们” 时而坚信、时而虚无彷徨的命运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思想局面所决定的；这种命运“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322页）。看来这似乎是几代人都无法改变的命运。

屠格涅夫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于1847年至1851年间在《现代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最终版本出版于1874年），尽管被审查员做了一些删减，大多数故事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农奴主对农奴专横、残酷的态度，同时也展示了农民的独立、智慧和精神力量。安年科夫指出，这些随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农民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终止了“西化”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嘲笑和蔑视（83页）。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最终决定解放农奴时受到了这些随笔的影响。屠格涅夫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俄国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在1852年问世），斯拉夫派虽然在许多方面持批判态度，仍视其为俄国人生活的真实图景（114页）。毫无疑问，在让俄国公众改变对农奴以及改革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上，《猎人笔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屠格涅夫曾说过，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是有一次从奥廖尔到莫斯科的火车上，两位农民走到他面前，像俄国人习惯的那样向他深深一鞠躬，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感谢他”（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曾小楚、郭丹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266页）。

屠格涅夫在1847年离开俄国后，整个国家处于政治高压的恐怖氛围之中。1848年的欧洲革命使尼古拉一世陷入对革命思想蔓延的恐慌中，因此在私人集会中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并批判俄国内政的年轻人被视为阴谋家，审查制度上升为超级审查制度，审查员、学者亚历山大·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恐惧笼罩着每一个思考或写作的人。”“秘密告发和间谍活动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开始为自己活着的每一天感到恐惧……”在安年科夫写于1849年至1851年间的日记中充斥着各种知识分子被捕和审讯的奇闻轶事，他们被怀疑的理由只有目不识丁的警察才能想出（103-104页）。1852年2月果戈里去世，屠格涅夫在一篇关于果戈里葬礼的报道中说：“无法想象，这里的审查制度已经禁止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了！！！”（118页）3月13日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仅仅因为提到果戈理是“伟大的”，沙皇亲自下令将屠格涅夫拘留在警察局一个月，然后无限期地流放至斯帕斯科耶。流放中的生活还可以，住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可以看书，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接待客人，健康状况很好，并经常短途旅行，拜访邻居或打猎。在这些旅行中，他受到警察间谍显而易见的密切跟踪（120页）。

1856年出版的《罗亭》讲的是一个“多余人”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以巴枯宁为原型，例如对黑格尔的迷恋，雄辩的口才，向形形色色的人借钱的喜好，以及难以控制自己不去插手他人的恋情。他意在讽刺巴枯宁或与他类似的同时代人，但是最后结尾还是表达了从前那种与巴枯宁的友情，让罗亭的形象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一个真正的四十年代“多余人”，与其说他受困于自身个性的缺乏，不如说他是俄国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受害者（157页）。远在伦敦的赫尔岑对农民革命问题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是他在关于“多余人”的争论中站在屠格涅夫一边，而这场争论最终导致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逐渐疏远。赫尔岑愤怒地指责杜勃罗留波夫没有看到“多余人”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非常真诚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却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现在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可以采取行动了（206页）。

《父与子》故事以两个学生——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和他的朋友巴扎罗夫的到来开始，他们共同造访基尔萨诺夫寡居的父亲的乡间庄园。这位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充满爱心而又能力不济的地主乡绅。整个家庭是由阿尔卡季的叔叔打理的——他是一个浮夸的亲英派，每天过着毫无意义、悲观失望的生活。巴扎罗夫是一名医科学生，他和阿尔卡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虚无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接受任何权威，并将每一个命题都置于实践理性的检验之下。书中记录的大量对话都是为了阐述巴扎罗夫的观点。屠格涅夫一开始就很清楚，在刻画年轻的激进派和他们的父母时，他会冒犯保守派和革命派两大阵营：前者要求用一幅黑白图画把旧秩序描绘得尽善尽美，把革命者描绘得十恶不赦，后者的期望则恰恰相反。对这两种不同态度的了解，以及解放后俄国国内迅速高涨的政治热情使作者得以对他的小说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236-237页）。夏皮罗认为读者会清楚地看到，“屠格涅夫热爱和钦佩巴扎罗夫的堂吉诃德式的品质——他的正直、他的意志、他的勇气以及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这些相比，观点上的错误对屠格涅夫来说也就无足轻重了。相比之下，小说中描绘的乡绅，虽然和蔼可亲，但庸碌无为。如果巴扎罗夫也是错误的，那么俄国的未来在哪里？”（241-242页）

说得很对，四十多年前我和大学同班同学林君在校园里对巴扎罗夫有过热切的讨论，我们都被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及其精神气质所征服，不过当时也隐约感到批判父辈的那种口吻是有点残酷。但是今天在夏皮罗的解读中，发现虚无与永恒价值的相互依存性：“如果说有一点在小说中显而易见，那就是政治和政治观点都转瞬即逝——只有生活及其真正价值永存。巴扎罗夫毫无意义的过早死亡与之相符；它强调了巴扎罗夫人生观短暂而虚无的本质：重要的是永恒的价值——爱与死。《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读者会发现巴扎罗夫的这种观点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位女士曾经对屠格涅夫说过，这部小说应该被命名为‘非父非子’，也许她是对的。”（242页）今天早已不是处于屠格涅夫式的“父与子”语境，今天的巴扎罗夫恐怕也不会再以虚无作为反抗的武器。但是，在书中他在与阿尔卡狄分手时激动地说：“你们不肯战斗……可是我们却要战斗。”这仍然是在虚无主义中闪烁的火光。

夏皮罗高度评价了1862年屠格涅夫开始创作的小说《烟》的意义，认为这标志着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原本想描写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但1861年后俄国的两大政治趋势使他决定扩展为对改革后俄国的社会分析。于是爱情故事、对俄国革命者和上流社会缺陷的讽刺性揭露、关于俄国在欧洲的位置以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旧争论的论述都交织在一起，尽管效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274页）。由《烟》激起的主要风波出现在一个叫波图金的角色的长篇独白中，他从一个坚定而不妥协的西方派的角度阐述俄国的本质，几乎占了整本书的十分之一，屠格涅夫承认他说出的观点与自己十分接近。其中包含了对斯拉夫主义十分猛烈的抨击，强烈诋毁俄国取得的成就，主张将俄国完全西化作为摆脱野蛮状态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别林斯基的观点。保守的俄国家庭对屠格涅夫发起了社会抵制，它还间接引发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俄国民族主义和对俄国在欧洲的特殊使命的信念。

最后，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在他的《帝国：俄罗斯五十年》（乌兰译，三联书店，2018年）的结尾部分引述了屠格涅夫的《梦》中的诗句，用以结束本文也是很适合的：“多年后我再度漫步在你的大路上，/我再度看到你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我为你的死寂、静止不动和空疏而操心。……奴颜婢膝的眼神，厚颜无耻、历尽沧桑，/虽然你已从奴隶中获得解放，/却不知在自由中从哪里开始——老百姓/一切如故。”（345页）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