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军

　　四十多年前，湘中邵阳山坳里老家的房子还是最老的木结构瓦房。那时村里还没有通上电，晚上只有昏黄的煤油灯光摇曳。年月久了，房子墙板朽脱落了，留下一条条裂缝，像老人豁了牙的口，迎着肆虐的风雪。过年时节，往往遭逢雨雪，母亲总有办法寻来旧年的报纸，熬一锅稀薄的浆糊，仔仔细细地将那些漏风的缝隙一一糊住。窗户上则是大块的透明塑料纸，用图钉牢牢钉住。风来时，报纸与塑料纸便一同“噗噗”地响，一重沉闷，一重清脆，成了冬夜独特的背景音。

　　中间的堂屋上没有间隔楼层，空荡荡的，地面直通房顶，仰头便能望见黑黢黢的房梁。下雪的时候，“雪豆子”唰啦啦、叮叮咚咚地砸在瓦上，那声音脆生生的，急得很。若是下得猛了，竟能从瓦缝里跳下来，在屋里地板上铺薄薄的一层，亮晶晶的，过一会儿也就化了。

　　过年最盛大的仪式是“吃碟”。这餐饭，是在除夕和大年初一两天的凌晨。凌晨三四点钟，是夜色最沉、寒气最重的时候，村里次第亮起灯，响起锅碗瓢盆与压低的欢语。我家总要晚些，因弟弟年幼，贪那热被窝里最后一点梦。母亲在灶间不停地忙碌，蒸汽混着腊味的奇香，弥漫了整个堂屋。堂屋靠墙处是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红光映着每个人的脸，火烟也不时地呛着鼻孔，辣着喉咙，甚至让人有一点点头晕。

　　桌上的“碟”是八个粗瓷碟子：切成四四方方、厚墩墩、红亮透明的腊肉；切成细条的腊猪耳朵，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外黑里红的猪血丸子；沾满了炒香芝麻的米糖；印着红绿花纹的纸包糖；炒得焦香的花生瓜子；还有那一小碟，是家里的老坛泡姜，撕成细条，酸辣脆嫩，吃一口，虽然满身的困与寒，但也激灵灵醒了。

　　爷爷坐在最里头的“上位”，父母陪在两侧，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则团团围坐下首。父亲的面前有一小盅自酿烧酒，灼辣的气味混在食物的暖香里。我们喝的是母亲用糯米酿的甜酒，煮得滚了，打进黄澄澄的糍粑，再撒一把白糖，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小腹。屋外，风雪正紧，雪豆子敲着瓦；屋里，炭火哔剥，一家人守着这一桌的丰盛与温暖，话不多，只是慢慢地吃，静静地喝，这便是年的核心了——安稳，笃定，足以抵御屋外的一切凄寒。

　　在年初一“吃碟”前，还有一项独属于我家的仪式。父亲会放下筷子，挺直腰，作一个七八分钟的正式讲话。内容年年相似：总结过去一年家庭的得失，我们的学业；展望新的一年，希望日子更加红火，嘱咐我们要更用功学习。他的话平实，甚至有些重复，但神情是少有的庄重。讲话毕，便是发压岁钱，都是崭新的、连号的两毛纸币，我是老大，独得两块，弟妹们依次递减两毛，最小的弟弟便是一块二毛。这笔“巨款”，在我口袋里能揣上两三个月，最先总是拿去买一个铁皮文具盒，或是一盒蜡笔，一本连环画，剩下的才舍得买些零嘴。

　　父亲的另一项“年工”是写春联。腊月二十几，我便被遣去街上供销社买回一大叠红纸，他怕我裁得不够整齐，亲自裁成对联样的条状。消息传开后，村里的叔伯们便陆续登门，请父亲“赐墨”，而父亲总是乐意之至的。堂屋的八仙桌便成了临时的书案，他捋起袖子，斟酌内容，有时是来人自己拟好的吉祥话，有时便全凭即兴创作。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凝神便落笔；我站在一旁注视着他所写的每一个字，帮忙拉伸红纸，写好了就端放在地上晾干，堂屋放不下了，还要端到别的房间去。

　　父亲的字是很美的行书，虽无名家的磅礴，却自有一股清正舒展流畅的气韵，写在红纸上，黑是黑，红是红，鲜亮又精神。在自家“火房”的外墙上，他用红漆刷了斗大的仿宋体字：“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乡村干部最朴素、最炽热的心愿。如今，父亲已故去近十年，却未曾留下一幅书法作品，唯有“火房”外墙上那十二个大字，经过几十年的风雨，颜色黯淡了，却依稀可见……

　　初一的清晨，吃过“碟”，天刚蒙蒙亮，拜年便开始了。去拜年时，我们兄弟姊妹身着“盛装”，那是年前母亲缝制的新衣，心中格外喜悦。我的新衣大都是军绿色或灰色，解放装或中山装，四个袋子的，样式还有点像我刚到部队时的绿军装。拜年路上，父亲牵着小的弟弟在前，我们一串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去道“新年好”“给您拜年”，给辈分较高的人家还放一串小鞭炮。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摆着待客的烟与糖果，一圈走下来，口袋里便塞满了“战利品”。

　　如今，我离开那木屋已四十余年，在规整的楼房里，过着暖和、明亮、食材丰沛的年。一切都更方便、更洁净、更安全了。只是，当年那糊墙报纸的窸窣，雪豆敲瓦的清脆，手捏崭新两毛钱的喜悦，以及父亲研墨时专注的侧影，却像那坛老泡姜的滋味，在记忆的深处，愈发地清晰、醇厚，且不可复得；故乡那场不期而至的春雪，依然纷纷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