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刚

　　北京日化二厂曾是通州知青最多的厂子，那里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回忆。

　　我老家是通州区漷县镇梁家务村。1968年底，村里来了第一批知青，有六七个人，之后差不多每年接收一批。村里头干净整洁，村干部们又热情相迎。知青们跟村里的社员共同派工劳动，耕种之外还要打机井、挖沟渠、起猪圈、平坟头儿整理土地。村上男劳力日工记10分，知青们干得少，只给记7分半，女生还要更少一些。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知青们的工分少，换的粮食少就吃不饱，就指着过年过节生产队杀猪杀牛时补一补了。时间最能锻炼人，一年工夫，他们手上磨出茧子，能分清五谷杂粮，劳动越来越卖力，俨然就是农民了。

　　知青越来越多，党支部在村南头儿建设了个知青大院。当时，我爸在知青办上班，经常看到知青家长的来信，有县城的，有市区的，还有国家驻芬兰大使馆的，爸爸会一一回复。村里从南到北的中心街两侧，一面面的房山、院墙上，白地红字半米见方的大字标语接连不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常常结结巴巴地念出声来。

　　我爱看知青们穿红色绿色鲜艳的新衣服，爱吃他们奖励的大白兔奶糖。从有知青开始，村里才看见拖鞋裙子格衬衫，听见京剧评剧三句半。知青给我们落后的农村带来了文艺和时尚，给村里增添了青春和活力。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天天去知青大院玩儿，跟着他们学唱歌。“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脑袋脖子较劲，眼睛较劲，我能完整地唱下来京韵大鼓《送女上大学》，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做面条汤，说一位女知青病了。妈妈给知青做病号饭是常有的事。我进屋看到那个知青姐姐正在炕桌旁做题。我冲她摆摆手打招呼，就出家门去玩了。一连好几天，知青姐姐都带着病学习功课，有时专心朗读，有时翻阅字典，有时验算习题。原来，她和很多人一样在高考复习，院子里鸡飞狗叫的，她根本不为所动。她返城后去了外交部培训中心工作，还多次来信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给我信心和动力。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如愿考了出来，并有了理想的工作。

　　大概是1979年，村里的知青全部返城。但他们都还常回村里，看望知青大院，看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