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彭年款紫砂飞鸿延年壶

陈鸣远做紫砂东陵壶

◆ 林奕良

兴起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宋代统治者采用“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加上科举制度日趋成熟，“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追求目标，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陡然提高，使得文人崇尚的生活态度对社会风气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形成宋代文风鼎盛的氛围。

当时文人之间的走访、交游极为风行，甚至形成了“雅集”，因此读书、吟诗、填词、作画、焚香、烹茶、饮酒、插花、抚琴、赏石、置园、游山等等，原本一人独享的生活乐趣，逐渐发展成众乐乐的雅事；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感叹：“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无过于此。”而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更是流传千秋，成为佳话。

受到理学兴盛的影响，加上文人间的广泛交谊，士大夫们博雅好古，热衷考究金石彝鼎、观摩字画碑帖、赏玩收藏古器，如欧阳修收集古器碑铭，编纂《集古录》；米芾爱砚痴石成癖，“米南宫拜石”传为趣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品位，逐渐实现文人艺术与生活日常的融合，使得宋代美学成为后世的典范，对于明、清时期的紫砂艺术、金石学发展，影响尤为深远。

滥觞

到了明代嘉靖至崇祯年间即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生活文化再次带动了文人艺术的风潮。由于当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文人入仕艰难；而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盛况却造就了江南经济的繁荣，加上受到王阳明心学理论影响，彼时出版业兴起，知识传播普及，在社会环境与民间思潮的剧烈碰撞下，促使一批诗人、画家、剧作家、收藏家、富商、工匠等自我意识崛起。

他们不再执意追求仕途，转而关注生活态度，讲究日常器物之艺术性，致力于题材与技法的创新，这些人对“自我”及“物我”的重视与参与，正是晚明时期呈现大量精工器物和独特个性作品的主要推动力量，使得原本在权贵阶层间流通的艺术奢侈品迅速普及，丰富了晚明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活。

其中元、明以来，朱碧山之银槎、张鸣岐之铜炉、黄元吉之锡壶，皆名垂后世；而一代巨匠陈鸣远开创在紫砂壶身镌刻铭文，初现文人紫砂风貌，出道即为个中翘楚，在当时即有“海外竞求鸣远碟”的佳话，对后世文人紫砂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

中兴

随着明代泡茶方式和茶器用具的演变，明末清初时期，紫砂茶器成为文人书斋生活日用中的一景。由于文人对紫砂壶的偏爱，进而逐渐参与创作，让紫砂茶器开始具备文人的审美思想与艺术情趣。

早在明代，即常见文人士大夫铭刻诗文于日用器物之上，一则以物寄情、托物言志，二则崇尚古器、传递古风。至清代嘉庆年间，书画金石家陈鸿寿偕郭频伽、汪鸿等人创曼生壶十八式，与紫砂艺匠杨彭年合作，从此开拓了文人紫砂的新视野，让文人除了在纸上进行书画、金石创作之外，更以泥坯为纸、用竹刀代笔，在紫砂壶身上创作，集诗、书、画、刻四者为一体，借以抒发情怀，借物寓意。

绝响

清朝中期之后，紫砂艺术发展略显沉寂，到光绪年间，在梅调鼎、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陈山农等名儒文士，联手何心舟、王东石二位制壶名匠，一起参与玉成窑的茗壶、文房、摆件等器物创作，再创文人紫砂的巅峰。

与前期文人紫砂的艺术表现相比，玉成窑创作的核心追求是让意涵、画面、文字与紫砂器物的器型彼此契合、相互呼应，将文人想要表达的诗意，具体呈现在器物的载体上，体现“以道释器”的文人思维。

其次，除了造型种类较前期文人紫砂更为丰富多元之外，玉成窑主要采用宁波本地泥料，以宜兴传统成型技法，以及小馒头窑工艺烧造，成品大多偏黄褐泥色，也有部分呈深浅紫红各色，展现玉成窑器的独特样貌。

再者，玉成窑之所以成为文人紫砂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其别具一格的文人气息有关，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法自然、得天趣，二是尊彝鼎、摹古意。

“不与俗人同”，正是玉成窑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