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欲”关系的探索从未停歇。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与人欲置于对立维度；明清之际，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戴震“理存于欲”的主张逐步构建起理欲辩证统一的思想认知。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以《牡丹亭》为炬，点燃了“以情抗理”的文学烈焰。这部作品聚焦被封建礼教严格管束的少女杜丽娘“慕色怀春、一梦生情、伤情而逝、死而复生、自主成婚”的核心叙事，成为推动“理欲之辨”持续深化的重要文学实践，让理欲探索得以传承与发展。

　　《牡丹亭》中，杜丽娘正值怀春之年，墙外迎亲的铜锣声拨动着她的情思。然而，父亲杜太守“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只许“玉镜台前插架书”的严苛礼教要求，母亲“远离小庭深院”“怕花妖木客寻常见”的谆谆规劝，让她虽对外界心生向往，却始终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直至老儒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一句悄然点醒了杜丽娘的春心，她顿生“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之感，由此开启了“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游园惊梦。这场梦，是她冲破礼教禁锢、追求主体意识的开端。游园时，《步步娇》《醉扶归》等曲牌的演唱如泣如诉，尽显她困锁香闺的忧闷，更展现出青春重压下的情感爆发。游园之后，杜丽娘为情殒命，一缕相思魂飞抵冥府。她在冥间不懈力争，终获阎罗殿“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跟寻此人”的判词。复生后，面对朝堂诘问，父亲斥她为“花妖狐媚”，拒不认亲，她却无惧金殿威严，冲上御阶驾前勘对。面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指责，她以“臣妾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为由辩解，将自主成婚与忠孝之道相联结，彰显了对爱情与婚姻自由的执着，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坚定反抗。

　　不知是否先有《牡丹亭》之经典选段《游园惊梦》的惊天泣神，才有了《红楼梦》的幻天情海；是否先有杜丽娘的自由追求，才有了贾宝玉的封建叛逆——《红楼梦》对《牡丹亭》情有独钟，林黛玉闻曲心动，薛宝琴题诗怀古。《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林黛玉读《西厢记》，只是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而听到《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便心旌旗摇，不能举步；又听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越发如醉如痴，兼嚼“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甚至落泪难支。杜丽娘追求自由的至情，与林黛玉的深情高度契合，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薛宝琴作十首隐含谜面的托古咏物诗，之十便是《梅花观怀古》，起首便云：“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直接化用杜丽娘“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的故事。

　　《红楼梦》对《牡丹亭》的借鉴与转化，随处可见。从文本细节来看，《牡丹亭》中柳梦梅“凭依造化三分福，绍接诗书一脉香”的自命不凡，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题诗“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在措辞格调上形成呼应；杜丽娘“月冷断魂波动”的凄清意境，与林黛玉“冷月葬诗魂”的悲怆感一脉相承。在情感表达与精神内核上，这种关联则更为深刻。杜丽娘“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的怅惘追问，与《红楼梦》中《葬花吟》“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迷茫慨叹，均以浓烈的情感抒发了对现实困境的不满，感情越浓烈、心境越凄切、抗争越坚决。更进一步的是，《红楼梦》继承了《牡丹亭》的反叛内核，并将其拓展深化——不再局限于个体对理学的抗争，而是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宗法与婚姻体系。贾宝玉身上的封建叛逆精神，与杜丽娘突破理学束缚的抗争一样，都闪耀着思想光芒。

　　当自由之花在后花园里肆意绽放的时候，它不仅是一段爱情传奇，更带有历史长风拂过的痕迹。叶嘉莹在《寄生草》中概括了中国文化记忆：“映危栏一片斜阳暮，绕长堤两行垂柳疏，看长江浩浩流难住，对青山点点愁无数。问征鸿字字归何处？俺则待满天涯踏遍少年游，向人间种棵相思树。”《牡丹亭》这棵相思树，扎根于纷繁厚重的历史土壤，向着人性的天空，长出生机勃勃的自由之花。而《红楼梦》则将这株花树的根系延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土壤，让至情与叛逆的种子，在文学的长河里代代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