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正是举杯相庆的时节。在北京，提起杯中物，多数人最先想起的总是醇厚直爽的二锅头。至于葡萄酒，多少带着几分高脚杯的优雅与舶来品的疏离。

　　然而，若将时光之书往回翻阅百年，便会发现：葡萄酒的醇香早已渗入这座古城的肌理。 1910年诞生的小小酒坊，历经岁月沉淀，如今已酝酿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华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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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葡萄酒的起点

　　探访地点：山字楼（车公庄大街6号）

　　初见山字楼，还是三年前探访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的墓地之时。那是个炎炎夏日，穿行在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从墓园向西几十米，只觉掩映在高大泡桐树下的欧式建筑格外显眼。在校园工作多年的李老师随口告诉我，那是“山字楼”——因从空中俯瞰，外形似“山”字而得名。李老师还提及，一百多年前这儿曾有个法国教会酒坊。

　　当时只道是寻常往事，未曾想，三年后偶然参观北京龙徽葡萄酒博物馆，竟与山字楼再度相逢。原来，山字楼的酒坊，正是大名鼎鼎的龙徽葡萄酒的前身。

　　1910年，为满足弥撒用酒之需，法国修士沈蕴璞在山字楼的地下室，开启了北京地区葡萄酒的酿造历史。他聘请法国酿酒师里格拉，带领中国工人，酿出了北京最早的干白、干红与白兰地。小作坊起初规模不大，一年产量不过五六吨，仅供内部使用。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字楼南侧的葡萄酒厂已拓展到34间厂房，地下地上储酒池近20个。1946年，富余的葡萄酒正式对外销售，不仅流向北平的使馆、饭店、洋行，还远销天津、上海、武汉、青岛、长沙乃至暹罗（泰国）。在龙徽葡萄酒博物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酒标仍在展陈，定睛细看，上面赫然印着“北京栅栏”几个字。

　　熟悉利玛窦墓地的人一定会想到，那片传教士安息之地又名“栅栏墓地”。没错，“栅栏”正是这一带旧时的地名。明朝初年，这里原是一位被称为“滕公”的贵族的私人花园，因园外设有栅栏，人们便叫它“滕公栅栏”。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溘然长逝后，万历亲赐此地，允其长眠。此后，追随他脚步的汤若望等传教士相继安葬于此，逐渐形成了今天略显神秘的“栅栏墓地”。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栅栏墓地遭毁。《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仅墓地得以重建，崭新的马尾沟教堂及附属建筑也陆续建成，山字楼便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今冬初雪前一日，我重访栅栏，绕山字楼徐行，试图寻觅百年前酒坊留下的蛛丝马迹。山字楼南侧已筑起围墙，墙后幢幢居民楼矗立，昔日酒坊了无痕迹。绕行数圈，终于注意到西南侧的9号门与众不同——这扇绿色小门略突出于“山”字形楼体之外。门紧锁着，贴近窗扉细看，果然，通往地下室的幽深台阶隐隐可见，台阶所到之处，应该就是百年前的葡萄酒窖。

　　有酒窖与酒厂，怎能没有葡萄园？史料所载的“53亩葡萄园”今在何处呢？连问几位路人，皆摇头不知。正要抱憾而归时，忽见展览路西侧的红砖老楼，门牌上就有“葡萄园”三个字——这片建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葡萄园小区，距山字楼不过200米。看来，那曾经郁郁葱葱的葡萄园，还是在城市变迁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栅栏一带（今车公庄大街6号）的酒厂旧址。

山字楼西南侧突出的9号小门，应是通往地下酒窖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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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标上的“楼头”

　　探访地点：圣若瑟楼（黑山扈甲17号100号楼）

　　那款印有“北京栅栏”字样的酒标上，绘着一座被葡萄坡地环绕的城堡式建筑，称为“楼头”。龙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楼头”并非山字楼，而是百望山脚下的圣若瑟楼。

　　西郊的百望山竟也与京城葡萄酒的起源有关？上网查询，得知圣若瑟楼位于309医院家属院内，因荒废多年，倒也不难探访。果然，出马连洼地铁站A口，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七八分钟便抵达黑山扈甲17号。进院沿坡上行，红色楼群中唯一的青灰色建筑，正是酒标上的“楼头”。

　　只是，网友口中荒废的圣若瑟楼，如今门窗焕然一新，墙壁也不再斑驳，院中还有建筑工人往来忙碌。攀谈几句，得知修缮已近尾声，至于修完后做什么，工人也不清楚。幸而对比老照片，建筑外形变化不大：坐北朝南，中央四层主楼，东西两侧为三层带阁楼的翼楼。主楼正立面三层的两个窗户之间，嵌有一块纵向汉白玉石匾，从上至下镌刻着“上义师范学校”六个大字。

　　正是“上义师范”，勾连起了相隔16公里的栅栏和黑山扈。据《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一书记载，1905年中法上义学堂创办于西安门内，1911年迁往栅栏一带的山字楼。随着学校的发展，校舍日趋紧张，正好教会从一位家道中落的满族人手中买下了黑山扈的土地，山脚下新建的圣若瑟楼便成了上义师范新校区，而大楼附近的坡地则被开垦为大片葡萄园。1946年，“楼头”酒正式对外销售，酒厂注册名为“上义洋酒厂”，显然与校名同源。

　　黑山扈的葡萄园比栅栏一带更大，据说葡萄种苗都引自法国。当地老人回忆，这种法国葡萄个头较小，色黑紫，不大好吃，却是酿造上等葡萄酒的佳品。曾经漫山遍野的葡萄园，想来也是山字楼酒坊得以扩产的原因之一。

百望山下的圣若瑟楼，修缮已接近尾声。

上义洋酒厂的老工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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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义”到“北葡”

　　探访地点：龙徽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玉泉路2号）

北京葡萄酒厂的大门。

博物馆内的时光走廊。

　　“上义”之名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北平上义洋酒厂更名为“北京市上义酿酒厂”。1956年公私合营后，酒厂搬迁至玉泉路2号的新厂址。3年后的1959年，再度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

　　从车公庄到玉泉路，今天乘坐地铁6号线只需几站，便捷迅速。然而当年为酒厂物色新址的祝俊杰，却几乎跑断了腿。上世纪八十年代，祝俊杰曾任北京葡萄酒厂厂长，但往前倒推二十多年，他还是工业局派驻酒厂的驻厂员。他和同事王鸿蹬着自行车，在今天的西三环与西五环之间四处寻觅。彼时这一带不是皇家园林，就是农田村舍，两人行至玉泉路附近，疲惫不堪，便坐下歇口气。谁知就这么歇脚的工夫，意外发觉脚下半荒的土地正是葡萄偏爱的沙质土。再举目四周，荒地背靠一座小土山，将来或许还能把葡萄园扩至山上，真是绝佳的葡萄基地呀！两人立即向上级申请，不久便获批准。

　　从此，玉泉路2号的生产车间酿出的葡萄酒，见证了一次次历史时刻：1959年，“中华牌”中国红葡萄酒被定为国庆十周年宴会用酒与国家正式招待用酒；1963年，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长出访亚非拉，以此酒作为国礼馈赠外宾；1972年尼克松访华，北京葡萄酒厂特制的薄荷蜜酒，成为中美破冰的见证之一。

　　1988年，第一瓶完全采用中国葡萄酿制的高品质葡萄酒诞生。时逢农历龙年，它被赋予了“龙徽”之名。那些成就这瓶佳酿的本土葡萄，就种在厂子南面一路之隔的葡萄园地。2000年后，在如火如荼的房地产热潮中，葡萄园地变成了阜石路旁的玉阜嘉园。

　　随后几年，生产基地跟着葡萄基地一同迁移，落户河北怀来，而玉泉路的老厂区则悄然迎来新生。如今，在那色彩明丽、多巴胺风格的园区大门上，挂着一个崭新的名字——龙徽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

　　步入园区，中国红大道右侧是古韵悠然的葡萄酒博物馆。这里原是酒厂的第二生产车间，地下仍藏着一座数千平方米的宏大酒窖。博物馆身后，则是曾斩获英国伦敦设计大奖等奖项的酿酒大师艺术馆，其前身可追溯至1956年苏联援建的第一生产车间——那是当时苏联援华156个项目中唯一的食品类项目。

　　寻访那天，恰好遇见一队小学生叽叽喳喳迎面而来，似是来此研学。想起有人把这儿称作“海淀798”，其实不尽然。红砖厂房与艺术涂鸦碰撞出了类似798的文艺气息，攀岩馆、网球场却洋溢着不一样的运动活力，中央草坪和露天电影则是附近居民遛弯的最爱。冬日阳光下，园区散步的老人、嬉戏的孩童，还有欢腾的小狗，让这片曾经的工业热土平添了几分平静的日常。

　　百年时光，足以让一座酒厂沉淀为城市的记忆容器。而在这新旧交织的风景里，京城葡萄酒的百年故事，正以更轻盈而鲜活的方式静静流淌。文/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