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郑超愚

工业革命开启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进的人类社会历史性变革，从此，纵向演化的现代化过程以及横向比较的现代性特征，定义和区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历经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探索，经济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命运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和执政的庄严政治承诺和不懈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快速增长、可持续发展和顺利赶超的中国经济奇迹，而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道路选择和政策设计具有创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进一步坚定和明确“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定位的高远目标与积极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取向。

同时，作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和约束因素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变量，其与经济增长相生相克的双向互动关系，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产生人口红利、资源诅咒、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经典议题。“可持续增长+结构变迁=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且对未来负责、向世界开放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和可持续发展结果。

提倡人口消极作用而悲观预测经济增长趋势的马尔萨斯主义，提倡人口积极作用而乐观预测经济增长趋势的反马尔萨斯主义，二者对立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可以分别用人口论与人手论来形象概括。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经济成长史证伪了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论，而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也未证实反马尔萨斯主义的人手论。与人口红利或人口诅咒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提升年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开发中老年人口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脑力劳动优势，按照国际优质劳动力的25岁下限来全新统计25岁~60岁劳动人口，中国优质劳动人口依然充裕，能够保证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供应。

在中国经济景气周期下行的特殊时期，需要特别警惕各种罗马俱乐部式的增长极限论调。在地球封闭体系内，任何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在工业革命前，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是无开发价值的。正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经济发展才能不断突破增长极限，人类自由意志才能创造出经济发展无禁区和经济增长无极限的人类文明史。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发生概率而言，资源红利超过资源诅咒。在自然资源配置层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突出问题，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和未来世代不在场的条件下，如何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体现后代的合法权益和形成完整准确的市场价格。正在进行的低碳化和数字化经济结构转型，与最初普遍印象的产品服务化和服务轻薄化从而微投资和轻资产趋势不同，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解决”的典型现象。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变异性，经济增长理论前沿一直存在经济增长之谜的不可知领域。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自然具有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经济特点，反映经济发达和精神文明的最新高度，如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显著特征，知识创新的首要作用，对生态和谐的极度重视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正如需要避免过度模仿的现代化陷阱一样，也需要避免反向学习的后现代陷阱，必须警惕浪漫主义的传统社会想象、生态主义的经济增长批判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政策否定。传统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经创造性转换而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并不排斥伴随东亚模式而复兴的儒学传统以及当代社会治理所发掘的传统乡村资源，回到传统社会不可能是各种现代化问题的正常解决途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