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钟鸿钧（钱塘高等研究院企业家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辛庄课堂学术导师）

我们之前聊到了“创新教父”熊彼特。他用“创造性破坏”点燃了旧世界的废墟，告诉我们商业的本质是通过创新风暴来创造更好的新世界，取代旧世界。

但风暴过后，世界陷入了巨大的动荡。这时候，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当旧有的因果崩塌，未来变得不可预测时，谁来为这一片混乱买单？为什么最后拿走巨额奖金的是那个拍板的人，而不是那个计算数据的精算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介绍企业家经济学理论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灵魂奠基人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一

思想守夜人

——从伊利诺伊农场到芝加哥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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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的怀疑论者

弗兰克·奈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对抗“不确定性”的胜利。1885年，他出生于伊利诺伊州麦克莱恩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由于家境清贫，他直到20多岁才步入大学校门。这段“接地气”的早年岁月，赋予了他一种农民式的务实与深刻的怀疑主义。

有趣的是，奈特在田纳西大学主修的是自然科学和德语。这种杂学背景极具深意：自然科学让他洞悉了逻辑的严密，而德语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则让他理解了理性的边界。1916年，他在康奈尔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在1921年化身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注脚——《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这部著作是经济学史上的经典，他在这部经济学经典中首次严格区分了“风险”（Risk，概率可测算）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率不可测算），并以此解释了利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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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教父”

1927年，奈特加入芝加哥大学。作为社会科学与哲学杰出服务教授，他不仅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和弗朗西斯·A·沃克奖等最高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亲手开启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

在他的影响下，芝加哥大学诞生了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一众诺贝尔奖得主，成为无数经济学子向往的学术圣殿。奈特教给他们的不仅是公式，而是一种对“人类知识局限性”的敬畏。他坚信，任何试图通过“社会工程学”来完美规划未来的方案，都是对世界复杂性的傲慢。

二

理论硬核

——划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鸿沟

奈特写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时，理论界正试图解决一个困扰已久的“谜题”：

在趋于完美的市场竞争中，利润究竟为什么会存在？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在完全竞争模型中，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这意味着价格、成本和未来需求都是已知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信息是完全的，竞争就会把价格压低到与成本相等的水平。在这种状态下，除了资本的利息和管理者的薪水，“纯利润”应该是零。

但是现实中，企业家（如当时涌现的巨型公司领袖）确实赚取了巨额利润。当时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利润是“哪里来的”，甚至有人将其简单归结为剥削或不道德的投机。

在奈特之前，经济学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向寻找答案：

• 静态与动态的区分：像克拉克（J.B. Clark）等学者认为利润源于经济的“动态变化”（如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但奈特认为，如果这些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它们依然无法产生持续的利润。

• 风险理论的局限：有些学者（如 F.B. Hawley）认为利润是对“承担风险”的补偿。但反对者指出，如果风险是可以通过概率计算并购买保险来对冲的（如火灾险），那么风险本身就成了一种经营成本，而不应产生利润。

• 企业家的角色：理论界一直在争论企业家到底是“资本家”（出钱的人）还是“劳动者”（干活的人），却没能准确定义企业家在现代经济组织中独特的核心功能。

针对这些问题，奈特在著作中用深邃的思想，将“未来”切成了两半，也由此划定了平庸与卓越的生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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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Risk)：算法可以统治的疆域

奈特认为，风险是那种虽然结果未知，但其发生的概率分布是明确的。就像掷骰子，一个标准的骰子，每次掷到1到6的任何一个数字的概率都是六分之一。一个标准的硬币，正反面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未来就是透明的。我们可以准确知道发生正面或反面的概率。

从商业上看，这种我们可以准确知道概率分布的风险是可以被“买断”和“对冲”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成本。如果你只是承担了可计算的风险，那么你拿到的就只是“管理工资”，而非纯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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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算法崩塌的迷雾

这是奈特对经济思想史最大的贡献。它指的是那些“唯一性、无先例、不可归类”的事件。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数据去计算它发生的概率。比如企业家现在去非洲拓展海外业务，比如父母把小孩送到某个私立学校准备未来申请国际名校。这些事情没有历史数据可以回归，没有任何模型可以模拟。奈特把这称之为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和熊彼特理论的逻辑关联。熊彼特每掀起一次“创造性破坏”，就会制造出一片因果链断裂的荒原。原有的商业逻辑、产业链逻辑都可能不再存在。比如在电动汽车发展后，传统汽车发动机的商业逻辑和为之服务的产业链都受到极大挑战。这个时候，主要影响传统汽车发动机的，就不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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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是支付给“决策和判断力”的最终溢价

既然未来不可测，我们就需要决策者。这个时候企业家就站了出来。他给员工发放确定的工资（消解了员工的风险），自己拿走那个波动剧烈的“剩余”。

奈特指出，利润既不是剥削，也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社会对企业家“在算法（风险计算）失效的地方依然敢于凭借判断力拍板”的一种能力“补偿金”。

三

本土案例

——曹德旺：在“代顿废墟”上的双重奏

我们将熊彼特的“创新”与奈特的“担责”结合起来，就能读懂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在美利坚那场跨国豪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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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一场熊彼特式的“新组合”

2014年，曹德旺斥资约1500万美元接手了通用汽车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闲置多年的废旧工厂。这1500万美元只是序曲，随后是十亿美元的总投资。

从熊彼特的视角看，这是一次大胆的“新组合”：将中国的精密制造经验，植入到美国的供应链心脏地带，以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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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奈特的“不确定性迷雾”

一旦跨过太平洋，曹德旺就从熊彼特的“风暴中心”跌入了奈特的“不确定性迷雾”。

第一，产业链的物理约束。美国是全球核心汽车市场，通用、大众等巨头要求供应商本土化配套。不去是等死，去是找死。这种“两难”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参考。第二，成本结构的“乾坤大挪移”。曹德旺洞察到了精算师看不见的账本——美国的人力虽贵，但由于页岩气革命，其能源成本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曹德旺认为，美国的综合成本，可能比中国还要低25%左右。这种基于个人经验和远见的“判断力”，比任何大数据的预测都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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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未定”的勇气

代顿工厂后续的改造集齐了文化撕裂、工会诉讼等所有“不可度量的风险”。在连续亏损、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折在美国”的时候，曹德旺行使了奈特所说的“判断力”，坚定持续投资。很显然，他不是在管理风险，而是在用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力去填充社会认知的空白。

当2017年工厂扭亏为盈，成为全球最大单体工厂时，他赚到的巨额收益，本质上是由于他终结了“中国制造如何扎根美国”这一巨大不确定性，而获得的“不确定性溢价”。

四

结语

——企业家是迷雾中的灯塔

奈特的一生都在警示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敬畏市场，是因为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发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承担了不确定性。企业家主导决策的市场机制是唯一能处理这种“不可知”的机制。

如果说熊彼特是那个指着远方说“我们要去那儿”的人，那么奈特就是那个在黑夜里带路，并对所有人说“如果掉进坑里，我负责”的人。这种承担，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的孤独与尊严。

在被大数据包围和算计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内心的“判断力”，来自哪里？

沙克尔教授认为，“想象力是决策的起点”。 他认为决策不是从现成的选项中“挑选”，而是通过想象力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行动方案。如果一个人无法想象某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在决策中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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