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香格里拉：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一）》，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424页，88.00元

《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二）》，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520页，98.00元

“香格里拉”的召唤与学术叩问

当“香格里拉”从藏地传说与西方想象的迷雾中浮现，成为学术话语里兼具文化象征与研究命题的独特存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的《寻找香格里拉——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一）》（以下简称《寻找香格里拉》）、《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二）》（以下简称《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两部著作，由书名构成了一组自反式的叩问。前者是“寻找”，后者是“囚徒”，从主动的探求到被动的困局，这一命名暗藏了藏学研究的当代宿命：我们是否越追寻，越被自身的预设所禁锢？这两部作品呈现了作者十余年来的学术轨迹，也将其核心问题意识编织成一张批判之网——网中既有西方东方主义的幽灵，也有本土国学的叙事枷锁。

《寻找香格里拉》最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原书刚问世时，曾引发了学界讨论“西藏问题”的热潮。作者对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西藏、东方主义的批判，解答了许多当代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西藏传统、藏族生活、藏传信仰的疑惑，纠正了许多常识性的误解。面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书写和概念，倡导以“文本学”“语文学”的方法，打破惯性，还原西藏的本来面目。2025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再版，并同时出版了《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作为《寻找香格里拉》的姊妹篇。不论是从中华文明史的视野对于西藏史地的重新审视，还是对于语文学、古典学的深入了解和运用，这两部论集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两部论集以“寻找”与“突围”的呼应姿态，为藏学、国学及语文学的交叉域研究，铺展了一条思辨深邃、实证扎实的探索路径。从目录管窥，既有对学术大家的追思、对基础学科方法论的叩问，更围绕“香格里拉”这一文化符号，深挖藏学叙事里的历史本真与误读纠偏，于国学、语文学的观照下，重构对藏地文化、汉藏交融及学术研究范式的理解，恰似在学术丛林中，以“香格里拉”为路标，往返穿梭，解码多元文化交织的密码。

“香格里拉”作为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消失的地平线》小说中的乌托邦，从地理神话到学术隐喻，早已成为西藏的符号化标签。作者在论集上篇《寻找香格里拉》中便拆解了这一神话的建构史：19世纪西方探险家的书写、20世纪好莱坞电影的渲染，如何将藏地塑造成“精神净土”？而更尖锐的问题在于，藏学研究自身是否参与了这一神话的再生产？例如，对密教“神秘性”的过度强调，或对“汉藏交融”的简化线性描述，都可能成为学术版的香格里拉叙事。论集下篇《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在解构与重构之间，将批判推向纵深。若说上篇揭露了囚笼的存在，下篇则试图寻找钥匙——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语文学”。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考据，而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通过汉藏满蒙多语文献的互勘，暴露历史叙述的裂缝。

本书所倡导的语文学方法，本质上是一场“去中心化”实践：既不承认藏学的“异域特权”，也不接受国学的“中原视角”，而是让文献在多语言、多文明的碰撞中自行言说。这种路径与当下流行的“全球史观”形成有趣对话——但他拒绝宏大理论，坚持从文本细部出发，恰恰是对学术时尚的警惕。两部论集将藏学与国学并置，直指中国学术生态的敏感地带。

“寻找”之路：从学术根基到文化探源

《寻找香格里拉》开篇由马丽华代序的《从元代出发，从语文学出发》以及后续多篇文章，作者都将语文学与国学锚定为学术根基。《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等篇目，绝非泛泛而谈学科价值，而是将语文学置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场域。作者借对冯其庸先生的追念、对陈寅恪学术路径的梳理，重申语文学作为“实证+文本细读+跨语言互证”的硬核方法，在国学与藏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于国学视域观藏学，打破“汉地中心”与“藏地边缘”的惯性区隔，“西域研究”作为国学外延的拓展，让敦煌藏文文献、蒙元与藏地的历史勾连，成为国学重构自身多元性的鲜活注脚。语文学在此，是穿透文字迷雾、还原历史现场的利刃，从藏文文献的考释，到汉藏典籍互译的语义辨析，作者示范着如何以语文学为锚，锚定国学与藏学交融的学术坐标，为后续“香格里拉”的文化探源，筑牢方法论根基。

“寻找香格里拉”这一命题，在论集中是对藏地文化符号的深度解码。《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说跨文化误读》等文，撕开西方“东方主义”话语与大众文化想象的滤镜，揭露“香格里拉”从藏地本真文化意象，异化为被猎奇、被符号化的消费客体的过程。作者以藏文文献为依据，回溯“香巴拉”（香格里拉的同源词）在藏传佛教经典、历史叙事中的原初意涵——那是宗教理想国、精神修行场域的指代，却在跨文化传播中，被剥离宗教内核，沦为浪漫化、神秘化西藏的文化标签。

同时，作者并未止步于批判误读，而是以《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等篇目，呈现出汉藏文化双向互动、交融共生的历史实貌。从元代汉藏政治与文化的深度交织，到汉藏佛教艺术中造像、仪轨的互鉴，证明藏地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他者”，而是中华多元文化谱系中，与中原文化相互滋养的重要支流。“寻找”的过程，实则是祛魅与还原的过程，让“香格里拉”从虚幻想象回归文化本真，更让藏学研究挣脱西方话语霸权，重返基于本土文献与历史脉络的自主阐释轨道。

“囚徒”之问：学术反思与范式突围

《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进一步延续“香格里拉”的文化命题，却以更具批判性的姿态，对学术偶像与研究惯性进行破局，直面学术研究的“囚徒困境”，也直指学术圈对权威、范式的路径依赖——当研究沦为对“偶像观点”的附和，而非基于实证的突破，便会陷入“囚徒”般的思维枷锁。作者以藏学、国学研究中的案例为镜，警示学者：对冯其庸、陈寅恪等学术大家的推崇，应转化为继承方法论精髓的动力，而非固守其结论、止步于致敬的停滞。

在藏学研究中，这种反思体现为对“西方佛教研究话语”的警惕（如《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一文）。西方学者以“东方主义”视角构建的藏传佛教叙事，曾长期主导国际学术认知，使藏学研究陷入“被定义”的被动。作者呼吁以本土语文学为工具，重拾汉藏文献互证的自主性，打破西方学术范式的“囚笼”，让藏学研究回归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阐释体系，这是对学术惯性的有力破局，更是为学科发展挣破思维枷锁的关键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与《汉藏交融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等篇目，将藏学研究的中国化与主体性建构置于国家文化战略与民族认同的宏观框架，回应“囚徒”之问的终极解局方向。作者强调，藏传佛教中国化并非简单的“汉化”，而是汉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交融、相互塑造的结果，从元代帝师制度对藏传佛教的政治整合，到汉藏佛教艺术、典籍的深度互鉴，皆证明藏传佛教早已内化为中华宗教文化的有机部分。

这种“中国化”视角下的藏学研究，既反驳了西方的“分裂式解读”，又夯实了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依据。通过梳理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构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藏学阐释体系。作者推动藏学研究从“边缘性、异域性”的想象，回归到“主体性、内生性”的中国化叙事，让藏学真正成为诠释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学术利器，使学者挣脱西方话语与错误文化想象的“囚徒”身份，以自主、自信的姿态重构学术认知。

学术路径：语文学串联下的跨域深耕

两部论集始终以语文学为贯通脉络，彰显其“小方法，大学问”的学科价值。从藏文文献的释读（如《在藏文文献中发现蒙元历史》），到汉藏典籍语义的互证（如《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对宗教术语、文化符号的梳理），语文学是打破语言壁垒、还原历史细节的关键。作者示范着如何以语文学的“文本细读+跨语言比较+历史语境还原”，挖掘藏文文献中蒙元政治、宗教互动的细节，解码汉藏艺术作品里文化交融的符号。语文学作为贯通藏学与国学的津梁，让藏学与国学研究从宏观叙事落地到具体文本的实证辨析，使看似宏大的文化命题，有了扎实的文献根基。

这种路径，既区别于空泛的文化阐发，又避免陷入狭隘的文本考据，实现了“实证性”与“思想性”的平衡。语文学在此，并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承载文化记忆、勾连多元传统的纽带，让藏学与国学在文字释读、语义互鉴中，呈现出交融共生的鲜活样态，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样本——以基础学科方法为支点，撬动文化交融、历史阐释的宏大命题。

此外，藏学、国学、语文学的跨域交织，从文化互鉴谈到认同建构，在论集中催生了丰富的学术生长点。《中西学术中的藏学和民族、宗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等篇目，将藏学置于全球学术对话与国家文化战略的双重维度，展现跨域研究的辐射力。作者既关注西方学术对藏学的“误读”与“启示”——警惕其殖民话语残留，又吸收其学术方法的合理成分；同时，锚定中国本土文化脉络，强调藏学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的价值。

从汉藏艺术交融中的“国家文化认同符号”，到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里“民族交融的历史基因”，跨域研究不再是简单的学科拼接，而是以文化互鉴为路径，以认同建构为旨归的深度融合。这种研究范式，回应了当下文化多元与国家认同的时代命题，证明学术研究是可以超越学科边界，成为阐释文化交融、凝聚民族共识的思想力量。

初撰时受西方后殖民文化批判影响，作者以“解构”“祛魅”为利刃，拆解“香格里拉”的误读叙事；十五年间，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建构”，即深耕藏传佛教本身，尤其是密教修法，尝试“直接和正面地揭露和描述藏传佛教的真实面貌”。这种转变，源于对国际藏学研究“叙事”“话语”桎梏的深刻体认：现有研究受想象与建构的局限太深，而语文学式的历史批判研究太少。正所谓“不破不立”，从“破”到“立”，是作者学术责任的自觉升级——既要清算旧有叙事的谬误，更要以扎实建构，填补藏学研究的认知空白。

余论：在“往返”中开辟学术新途

沈卫荣教授的两部论集，以“寻找香格里拉”为始，以“挣脱香格里拉囚徒困境”为终，完成了一场学术的往返穿梭——从文化符号的本真探寻，到学术范式的反思突围；从语文学与国学的根基夯实，到藏学跨域研究的价值延伸。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提出—问题解决”的线性叙事，而是在往返间，不断拓宽藏学、国学与语文学交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于学术史而言，它为藏学研究挣脱西方话语、回归中国化阐释，提供了扎实的文献与方法论支撑；为国学重构多元一体的文化谱系，注入了藏地文化的鲜活案例；为语文学在当代人文科学中的“活化应用”，树立了跨域研究的标杆。于现实价值看，它以学术理性驱散文化迷雾，夯实汉藏交融的历史依据，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阐释与大众传播。

我们能否真正的走出香格里拉？两部书名的首尾呼应，最终落在一个未完成的辩证关系上：寻找香格里拉是学术的起点，意识到身为囚徒是反思的深化，但“解缚”是否成为可能？作者的答案似乎谨慎乐观。语文学提供了方法，却无法完全摆脱语言本身的局限，恰如汉藏佛典对“空性”的翻译差异，本身即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学术与现实的张力。当藏地被旅游业包装成“最后的净土”，当“国学”沦为文化自信的口号，作者的批判显得尤为孤独。但他坚持的“历史具体性”至少提供了一种抵抗：通过揭示“香格里拉”如何被制造，我们或许能短暂地走出囚笼，哪怕只是瞬间的清醒。

当然，两部论集也留下了学术成长的空间：在语文学与数字人文结合的新时期当下，如何进一步拓展藏文文献的数字化释读与跨库比对？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博弈中，藏学研究的“中国化”叙事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实现“自主阐释”与“世界聆听”的平衡？这些问题，恰是“往返”穿梭后，学术新途的延伸方向。这两部论集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充满自省的学术战斗。作者像一名持有文学显微镜的斗士，既刺破幻象，也承认幻象的必然性。在理论喧嚣的时代，这种“回归文本”的谦逊反而显得激进。但读者若耐心跟随，便能发现一种少有的学术诚实——对研究者自身局限的坦然，或许才是真正的解放之始。就像在《寻找香格里拉》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作者既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当批判成为本能，当建构成为责任，学术或许才能逼近他理想中的“真实境界”。

来源：张子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