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5日，卡塔尔多哈，土耳其总统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阿拉伯-伊斯兰紧急峰会开幕，讨论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袭击。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产生有其内生动力，是国际和中东地区体系在权力、制度和观念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产物。推动构建共同安全秩序，也是未来中东地区走出传统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所在。

从美国独霸到多元平衡：中东安全秩序进化的权力基础

从权力重组的角度看，秩序内权力分布的显著变化通常会导致秩序发生重要变革。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力量从美国独霸到多元平衡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为中东国家共同建设自主的地区安全秩序创造了条件。

伴随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中东的大国力量对比格局日益从美国独霸走向多元平衡，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转向重视大国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中东事务中建设性作用的增强。

如前文所述，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持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在动用了包括强大驻军在内的所有相关工具之后，华盛顿已经从该地区撤走了大部分军事存在”，其突出表现便是仓促地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受中东形势突变（如巴以冲突）和盟友掣肘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不断动态调整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影响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在中东的力量优势开始下降，而且其破坏国际秩序的做法更严重损害了国际信誉。“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表现为一个难以预测的无序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损害由自身创建并得到盟友支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信誉。”

此外，相对于冷战时期苏联在中东的霸权，冷战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严重下降。普京执政后俄罗斯一度重返中东，特别是在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后，其影响力有所增强。但俄乌冲突长期化对俄罗斯战略资源的牵制，使俄罗斯在中东发挥影响力受到严重限制。而作为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盟友，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崩溃，更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下降的重要标志。

在美俄地区影响力下降的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中东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则进一步推动了中东权力结构向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一系列中东国家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务实国际合作，推进全球三大倡议，坚持公平正义、推进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这些都使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过去20年里，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中东事务。中国在中东的直接参与绝大多数是在经济领域，但这也提升了它在该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

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力量对比从美国独霸走向多元平衡，使美国对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降低，并促使地区国家增强战略自主，采取更加独立的安全政策。“在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和建立地区秩序失败之后，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地区国家在地区层面投射力量、围绕自身利益重塑地区体系的尝试。”例如，在安全合作方面，“阿拉伯精英认为，与区域外参与者的关系多样化是制定更为平衡的外交政策的难得机会”。沙特、阿联酋等国不仅与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开展安全合作，同时也与中国、印度进行合作，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注意到，美国正在华盛顿认为没有前景的领域降低成本，而这加深了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对美国军事支持可靠性的怀疑”。

总之，“阿拉伯国家采取了更加多样化的做法，并在安全领域与其他域外参与者展开合作。”

具体而言，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性体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都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域外力量保持了密切合作。土耳其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力图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并敢于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与美国、欧洲和北约进行博弈，时而采取与美国相悖的政策，如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打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力量等。

随着中东大国权力对比格局的演变，中东国家特别是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埃及、卡塔尔等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积极推行独立自主的多元平衡外交路线，敢于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态度取向上与美国相悖”。这一切无疑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和安全自主增强的表现，并有利于地区国家独立参与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

从外部依附到自主探索：中东安全秩序进化的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安全秩序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部控制，进而使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严重依附于外部强权。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东国家在地区和次地区层面不断自主探索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形成了一系列地区安全机制和平台，进而为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机制建设提供了制度动力。

早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初，面对美国以中东为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压力，中东国家就提出过多种地区安全体制构想，主要包括埃及、叙利亚和海合会六国的“2+6”地区安全体制方案；马格里布联盟五国（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五个国家）和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提出的“5+3”地区安全体制方案；伊朗主张的由伊朗和海合会六国参加的“1+6”地区安全体制方案，以及土耳其所主张的“三环安全结构”设想：土耳其主张建立以伊拉克周围国家为内环、其他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为中环、欧共体和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外环的相互衔接的“三环安全结构”。

尽管这四种安全体制建设方案存在竞争和矛盾，也未能真正付诸实施，但是它们在反对美国中东霸权、发挥联合国安理会作用、主张建立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秩序方面又存在一定的共性。

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东和平进程多边轨道的一部分，中东地区国家曾就建立持续的地区安全和武器控制机制进行过谈判，并建立了武器控制和地区安全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在1992年至1995年间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商定建立相关信任措施。尽管由于中东和平进程受挫中断了谈判，但这也反映了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诉求和尝试。当然，受外部干预和地区内部矛盾影响，中东地区目前尚缺乏涵盖整个地区的成熟安全机制。

毋庸置疑，建立次区域安全机制对于构建中东共同安全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东地中海地区受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影响缺乏安全机制外，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以下简称马盟）为确立海湾、马格里布地区的次区域安全机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成立于1981年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有明显的安全意图，主要是防范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地区大国，其成立背景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尽管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排他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推动海合会国家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以及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对外安全合作方面，海湾合作委员会不仅与域外大国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密切互动，也同一些组织（欧盟）和其他国家集团（中亚）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

此外，中东国家还引入或加入全球性或跨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使其作为中东安全机制的补充。近年来，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合作进程。有研究指出，“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关系区域分系统的进程中，包括与中东安全有关的问题”，而且“它们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利益所在，并打算超越地区议程，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如全球变暖问题或国际冲突解决等”。

最近几年来，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都在积极参与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安全合作。例如，2021年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备忘录，巴林、阿联酋、科威特也成为上合新的对话伙伴，2023年，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众所周知，加强打击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安全合作和相关机制建设是上合组织的重要议题，因此，中东国家积极参与或加入上合组织，充分反映了它们参与跨地区安全合作的强烈愿望。

又如，阿联酋于2024年成功举办了全球粮食安全峰会，此举反映了该国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努力。此外，自200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已经成为该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对抗传统走向合作文化：中东安全秩序进化的观念动力

从观念重构的角度看，中东国家安全观念的进步，以及中国不断在中东倡导新安全观，都使中东地区的安全文化逐步从敌对文化、对抗文化向友善文化、合作文化转变，不仅促进了中东国际关系“和解潮”的出现，也为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萌生提供了观念支撑。

首先，从内部因素看，中东地区国家的安全观出现了缓慢、积极的进步性变化。长期以来，中东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对抗十分突出，并对中东国家的安全观形成消极影响。但应当承认的是，因长期冲突对抗导致各方付出的沉重代价和战略透支，以及国家转型发展压力的增强，这些因素开始促使地区国家革新安全观念，并放弃敌对、对抗立场而转向秉持包容、合作的态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的“和解潮”开始出现，其中尤其以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最为明显。

在海湾地区，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存在民族、教派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但两伊战争后伊朗亟需摆脱地区孤立局面，加上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降低了输出革命的调门，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伊朗为缓和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数次提出由海湾国家共同建立海湾地区安全秩序的设想。从某种程度上看，伊朗与沙特和解也是伊朗主张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建海湾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初步实践。

海湾战争结束后，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曾提出：“我们应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像一个共同的农场。”伊朗还提出由伊朗和海合会等国共同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体制，强调了反对霸权、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海湾事务属于海湾国家、伊朗与海湾其他国家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等政治主张。伊朗的倡议也一度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响应，使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干预、维护海湾地区稳定，伊朗明确提出了伊朗和海湾其他国家共同建立地区安全秩序的新设想，并积极改善伊朗与伊拉克以及海合会国家的关系。曾推动达成伊核协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不断呼吁建立地区论坛，提出了“强大的地区”和“地区安全网络”概念，并主张以此作为地区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

扎里夫认为，“强大的地区”需要地区国家平等参与，并建立包容差异的、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且地区行为体必须从强调“联盟构建”这些传统观念，转向认可安全不可分割的“安全网络化”这一包容性概念。

当然，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与沙特的观念变化也有重要的关系。自2015年萨勒曼任沙特国王以来，沙特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宗教温和化和去极端化的改革，并在推行激进地区外交政策受挫后转向维持温和稳健的地区外交路线，这也为沙特与伊朗和解创造了观念基础。

其次，从外部因素看，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观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一贯“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中国更明确把中东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支持中东国家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积极势头和努力，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壮大维护地区安全的内生力量，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助力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不仅是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在中东的成功实践，而且也得到了沙特和伊朗的欢迎，对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对话发挥了示范作用。为推动沙特与伊朗和解，中国倡导“地区国家平等对话协商，相互理解照顾，改善彼此关系”，并“倡议在华举办海湾（波斯湾）地区安全多边对话会议”。中国的政策主张得到了沙特和伊朗的积极认可，双方还都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由此可见，正是在中国与沙特、伊朗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新安全观得到了这两国的认可，并在沙特与伊朗和解过程中付诸实践。这也充分证明，“作为一组价值、规则和原则，安全能够通过有智慧的互动和战略理解实现。”

总之，中东地区发生的权力重组、制度变迁和观念重构，构成了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动力所在。中东地区格局走向多极化、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以及地区国际关系和解潮流与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理念相结合，共同孕育了中东共同安全秩序。这也恰如伊朗学者所言，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变迁，“未来的秩序将不再是由超级大国供给、国际组织管理的集中模式，而是同一地区的国家与大国之间多边和双边协商的结果。”

进一步来看，“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得到增强，沙特和伊朗两个战略竞争对手在中国的支持和调解下实现和解，而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在大国竞争背景下都开展平衡外交，体现了各国对多极秩序的支持。”

总之，“随着权力的消长以及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反映力量平衡和多元理念的制度秩序”，其趋势便是“美国霸权的主导日趋减弱，多边协商的成分日趋加强”。概言之，中东安全秩序的进化也同样是国际秩序变迁进程中权力、制度和观念变化的产物。

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动力，它是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体系在权力、制度和观念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产物。当然，中东共同安全秩序尚属于成长中的新生事物，并面临诸多内外因素的掣肘和挑战，如美国霸权对中东秩序的破坏性作用依旧强大，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严重冲击地区秩序，地区国际关系缓和局面尚需巩固，这些都是影响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消极因素。然而中东共同安全秩序无疑代表着中东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必将日趋成熟壮大。总而言之，建设共同安全秩序，是中东地区走出传统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所在。

[本文根据论文《从单边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战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进化》（《外交评论》2025年第4期）的部分内容改写。]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刘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