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李君娜

　　在近代台湾，医学人士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抗战时期，这些医学人士在祖国大陆开展医疗救护、情报搜集和传递等多种形式的抗战活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光复作出了独特贡献。

　　近代以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受政策限制多就读于师范和医学专业，且由于从事医学相关的职业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当时的台湾人热衷于学医，因此在近代台湾医学人士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抗战时期，这些医学人士在祖国大陆展开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光复作出了独特贡献。

　　开展战时医疗活动

　　“在祖国抗战中，是迫切的需要救护、医药工作”，因此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医学人士多愿以专业所学“做伤病兵民之医疗工作”，活跃在救死扶伤的前线后方。两次淞沪抗战中留下了台湾医生的身影。石霜湖在淞沪抗战中不仅捐出了自己医院的全部医疗器材和药品供前线使用，还化名担任红十字第十一伤兵医院的医务主任参与战地救护。而淞沪会战时李伟光、张锡祺和林有泉都积极参与救治伤病员。李伟光、张锡祺二人除承担上海福建同乡会设置的救护组的训练工作外，还分别负责大世界太和医院伤兵站的外科医疗工作和主持何香凝举办的妇女救护慰劳工作训练班。林有泉则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合眼地做手术，紧急救治十九路军的伤员和被炸伤的百姓。另有台湾医生参与后方医药救护工作。1943年，就读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于毕业典礼当天毅然返回祖国大陆。1944年来到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他目睹日军的扫荡和连年战争导致根据地缺医少药、疾病流行的情况后，主动要求调往第一线的制药厂工作。翌年初，林栋来到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利华药厂）担任研究部主任兼技师。当时，药厂仅有一台从日军医院缴获的单冲式压片机，且大部分制药原料依靠从中草药和矿石中加工提炼。在捉襟见肘的生产条件下，林栋带领药厂员工用土办法和设备生产出了供前线使用的针、片、丸、脱脂棉、药布等大量战时医用品和“解热镇痛的柴胡注射剂等50多种”，为数十万根据地军民的疾病防治和前线战士的伤痛解除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医生在祖国大陆参与战时医疗工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台湾义勇队。1939年成立的台湾义勇队是唯一一个由在大陆的台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团体，其队员中医者占三分之二。鉴于抗战时期后方城镇医务人员供不应求，台湾义勇队先后在金华、衢州、兰溪和建阳建立四所医院，开展战时军民医疗工作。台湾义勇队不仅时常派遣医护人员到浙东前线和当地的野战医院去协助工作，还全力为普通民众诊治。陈志成、邓东光、吴省三、邓东介、刘敏夫、黄志旋、曾健龄等人经常前往前线进行医疗服务，刘新民也在1940年和1942年先后被派到浙东前线的第190师野战医院和第三战区政治部医务室担任军医。这些服务“很受前线官兵的欢迎”。而面对普通百姓时，义勇队的医生不仅凭借高超的医术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还不顾生命危险出诊，在日军使用细菌武器重灾区的浙江城乡，一般医生都不敢前往诊治，台湾医生不怕，因此他们“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被伤病员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台湾医生的战时医疗救护活动既救治了伤病员的生命和病痛，为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也为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希望。

　　掩护抗日人士

　　台湾医生通常有自己开办的诊所或固定任职的医疗机构，正当的职业和充足的空间为其救治和掩护重要人士提供了条件。林思平在太原铁路医院任职时曾秘密救治地下党的伤病员、掩护地下党的干部。先后在厦门和石狮行医的苏鸿树将开办的惠民医院和华侨医院开辟为地下党的秘密诊所和联络站，晋南工委书记李刚、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人许运伙及在沿海开展地下斗争的朱汉膺、卢明堂、卢彬朗、何邦基等人经常在华侨医院治病养伤和接头会晤，尹林平、方毅、陶铸等重要党组织成员也曾在这里受到掩护。

　　为党内重要人士和抗日人士提供救治和掩蔽较有代表性的台湾医生是在上海的李伟光、张锡祺和林有泉，他们开办的伟光医院、光华眼科医院和博济医院均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治疗站和联络点。其中，张执一、王树声、田汉、翦伯赞等人曾在伟光医院接受掩护，曹荻秋和吴成方更是长住在那里秘密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有的新四军高级干部也通过吴成方联络来此治疗胃病。为新四军秘密提供医疗服务的还有博济医院。据新四军浙东游击队队员黄玉回忆：1943年其右膝关节在战斗中被子弹打碎后经组织安排到上海治疗，但跑遍上海的医院却都得到只有截肢才能保住伤腿的结论。这时沪上著名骨外科专家林有泉决定为他实施风险极大的手术，经过1944年的三次手术终将黄玉的碎关节成功拼接，保住了伤腿。当时，日军强化了对上海的控制和搜查，但在林有泉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黄玉最终伤愈归队重返前线。游击队政委张文碧后寄来亲笔信向林有泉表达感谢并希望以后能继续合作。此后博济医院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在上海的秘密治疗所，五支队作战参谋杜锐、政工队指导员金虹、参谋处指导员王梅林等都曾在此接受治疗。张锡祺则不仅为刘伯承装过义眼、为许广平治过眼疾，还以光华眼科医院为基地掩护过陆定一、潘汉年、许涤新、邓颖超等党内重要人士和白薇、杨骚等进步作家。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地下交通线的成员江宁静也以光华眼科医院为联络点与王学文进行单线联系，收转党内信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的成员被迫化整为零，主要领导人以光华眼科医院为掩护开展活动。台湾医生对重要抗战人士的冒死救治和掩护为抗日救亡保存了骨干力量和不灭的火种。

　　开展战时情报活动

　　医生有职业身份的掩护，再加上其自身文化素养高、能在行医过程中与社会各界结成联系等，因而具备开展情报活动的便利条件。

　　在厦门的台湾医生刘寿祺和许葆栋曾是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1918年刘寿祺来到台湾博爱会医院鼓浪屿分院担任内科医生，后成为军统厦门第二潜伏组的成员，而20世纪20年代从台湾来到厦门台湾博爱会鼓浪屿医学专科学院就读、后留在厦门行医的许葆栋也在东京学习期间与军统驻日本的秘密特工组进行了接触。1943年许葆栋潜伏组被军统总部划归闽南站指挥，并因出色的成绩被闽南站授予“厦门第一潜伏组”的名号。1944年夏，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根据厦门第一、第二潜伏组传回的军事情报对驻厦日军的战舰、码头、发电厂、飞机场、防御工事等军事目标实施密集轰炸，使日军准备运往东南亚战场的大量战略物资毁于一旦。1945年初，许葆栋冒着风险将电台隐藏在家中，继续向闽南站传递驻厦日军船舰的进出动向和军队调动情况。李伟光和张锡钧则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多年的情报。李伟光于1937年至1942年在中共上海办事处吴成方的领导下进行情报工作，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依据收集的资料准确推测出日军将袭击珍珠港。这些情报都被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张锡钧广泛结交各界人士、联络在宪兵司令部和特务机关等日军重要机关供职的台胞，而且还设法获取法租界情报机构的情报，甚至还通过一条特殊渠道得到了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同时被发送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绩卓著。

　　开展抗日复台活动

　　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医学人士虽身在台湾岛外但时刻不忘抗日复台的志向。李伟光和张锡钧曾分别在上海建立台湾革命大同盟和台湾革命党，号召台湾同胞联合起来参加抗战。开展抗日复台活动的台湾医学人士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毕业于台湾医学院的翁俊明。翁俊明1915年因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举家迁往厦门。此后，他边行医边组织思宗会、健行社、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等台胞抗日团体，并创办《台湾民生报》宣传日军的侵华罪行和中国军民的艰苦抗战，号召台湾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复台。1941年，翁俊明和刘启光等人在重庆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号召台胞在祖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争取台湾民众的解放与自由。该会成立后根据台胞的特点展开了情报搜集、复台宣传等抗日活动，成为“台湾同胞的抗日核心”，其在1942年发起的“台湾日”活动更是将中国抗战以来抗日复台的声音推到了高潮。此后，翁俊明奉命组建台湾党部，并以此为据点研究复台策略、培养复台人才。此外，台湾义勇队的医生在治病救人时经常向伤病员宣传台湾被日本殖民压迫和台胞抗战的情形，“以加强祖国人士抗战决心”。台湾医学人士在祖国大陆开展的抗日复台活动使有志于抗战的台胞团结在一起投身于祖国抗战的洪流，这不仅增加了祖国抗战的力量，也推进了台湾民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进程。

　　此外，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医学人士还参加对敌政治工作。台湾医生大多精通日语，因此常担任日俘策反或翻译工作。台湾义勇队的医生在前线救护时就时常参与对日本战俘的策反教育，甚至在阵前为作战部队开展反战日语喊话宣传。杨美华也曾为八路军劝降日军而做翻译。

　　抗战时期，许多台湾医学人士来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他们利用医生职业身份的掩护和行医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情报、营救等隐秘性较强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条件。这些抗日救亡活动因其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为抗日复台提供了机会，还感召了许多台胞参与祖国大陆的抗战，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