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陕西省甘泉县检察院检察官寻访秦直道，利用无人机拍摄秦直道现状。

●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一把张开的弓，那么，秦直道就是一支蓄势待发的箭，穿越子午岭，直指北方边境，这一弓一箭，共同勾勒出秦帝国一统天下的雄图。

●它不仅是军队驰骋的通道，是文明交流、经贸往来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见证古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工程技术水平、讲述帝国兴衰与民族交融绵长史诗的历史之路。

●如何平衡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与公共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冲突？或许无人能轻松作答。但更严峻的，是秦直道不断滋生的“慢性病”——部分路段长期受风雨侵蚀、地质灾害影响等，水土流失严重，古道断面不断坍塌，保存状况堪忧。

●考古就是在与时间赛跑，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这条古道。而真正的保护，需要更系统、更有力的行动。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陕西省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在柏油路口一下车，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循着缓坡上行不远，一条掩于林间的“路”便逐渐显现。和想象中的平坦大道不同，它的中央，是一道宽十余步的硬土带——这里，是秦直道的南端点，也是记者此行探访的第一站。

秦直道，始建于秦代，不仅维护了秦帝国的稳定，还促进了后世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秦直道的保护也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一把张开的弓，那么，秦直道就是一支蓄势待发的箭，穿越子午岭，直指北方边境，这一弓一箭，共同勾勒出秦帝国一统天下的雄图。”同行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研究员、咸阳师范学院教授肖健一蹲下身子，用手触摸着硬土向记者介绍。

历史回响

黄土之下，是帝国的脉搏

“脚下的每一寸土，都是历史。”

肖健一从事秦直道考古研究工作已有16年之久。谈起这条路，他如数家珍：“我们研究发现，秦直道上存在着一套严密的三级防御体系，可以防止匈奴反向利用秦直道南侵。这条路既为出击，亦为御敌，充满秦人的智慧。”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为抵御匈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督造这条军事通道。两年多时间，30多万人逢山开路、遇谷填平，在群山沟壑间开辟出这条长达700余公里的笔直道路，堪称古代道路工程的奇迹。

“秦直道沿线依然保留着众多行宫、关卡和烽燧等附属设施，这些建筑遗址和周边的秦汉古墓群，都是秦直道历史价值的有力见证。”对肖健一而言，这条路的考古工作至今仍具吸引力。

而对于肖健一的“队友”——陕西省富县鄜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兰来说，秦直道是割舍不掉的“心头肉”。跟随陈兰，记者步行踏上富县境内保存较好的秦直道车路梁段，道路轮廓至今清晰可辨，路面宽阔平整，足以容纳数辆马车并驾齐行，邻山的排水沟和靠沟的夯土隐约可见。“脚下的每一寸土，都是历史。”陈兰注视着坚硬的路基说，“两千多年了，雨水冲不走，野草扎不进。这就是秦直道的‘筋骨’。”

秦直道的“筋骨”为何如此硬？甘肃省正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石岩给出答案：“秦直道的修筑工艺极为考究，道路上有路土层、夯土层、垫土层、靠沟护坡等，道路一侧往往建有排水沟，能有效防水护坡。”

秦直道更是一条跃动不止的文明动脉。秦直道讲解员、正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工作人员曹雯雯对此感受尤深：“其实，秦直道的生命远不止于秦朝，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昭君出塞，都曾经过此道。直至唐宋，它仍是连通关中与塞北的重要干道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的家就在秦直道旁。“我小时候，这道土梁子比现在高得多、宽得多哩！”他自称是“秦直道边长大的一代”，“我当说书艺人那会儿，去富县、甘泉，来回都走这条路，感情深着咧。”话音刚落，他便用一口浓郁的陕北腔，哼唱起为秦直道自编的说书词——“四十米宽，千里长，十八辆马车排一行，中途又有练兵场，是古代杀敌的好战场。”

这些汇集着学者的研究和散落在民间的记忆，共同拼凑出秦直道完整的价值图谱——它不仅是军队驰骋的通道，是文明交流、经贸往来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见证古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工程技术水平、讲述帝国兴衰与民族交融绵长史诗的历史之路。

当代之困

千年古道的保护难题

“真正的保护，需要更加系统、更有力量的行动。”

辉煌属于历史，现实往往充满无奈。随着探访的深入，秦直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呈现在记者眼前。

在网上搜索富县境内的秦直道桦树沟口段，便会发现它与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密切相关。而这一重大考古成果，当年险些因为一条高速公路而永远湮没。

陈兰是当年考古发掘的亲历者之一。站在秦直道桦树沟口段路面上，她指着北侧不远处的青兰高速，向记者回忆：“最初设计时，这条高速公路原本是要穿过我们脚下的秦直道遗址的。是我们先发现并当场阻止了施工，后来又反复协调，最终在交通部门的配合下，高速公路向北挪移了50多米。”她不时用手比画着，还原当时的场景，“后来，我们在这里发掘出铜币、箭镞等文物，还有车辙、脚印等重要遗迹，以及多处同时期建筑基址，这是历史上首次对秦直道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意义非凡！”

即便已过去16年，提及此事时，陈兰仍然对每个细节记忆犹新。“但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仍然有限。很多人为破坏，就来自周边企业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活动。”被问及秦直道保护的最大难题，陈兰坦言。

沿秦直道从南向北一路探访，记者不时听到当地文保部门发出类似的感叹，也亲眼看到古道被农田一寸寸“蚕食”的痕迹。“庄稼人也要吃饭啊，这段路正好穿过我们村，荒着也是荒着，种点玉米还能多些收成。”一个正在田间收拾秸秆的老乡直起身说，他的脸颊被风吹得通红。

如何平衡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与公共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冲突？或许无人能轻松作答。但更严峻的，是秦直道不断滋生的“慢性病”——部分路段长期受风雨侵蚀、地质灾害影响等，水土流失严重，古道断面不断坍塌，保存状况堪忧。更有甚者，一些崎岖路段竟成了越野车爱好者眼中的天然赛道，只见车痕纵横，夯土层破碎裸露。此外，还有不时出现的“急性创伤”——工程施工对遗迹局部造成的破坏。

“有时候，光靠我们文保部门单打独斗，确实力量薄弱，很多工作做起来也束手束脚。”站在一段塌陷的路基旁，富县文物保护中心七级职员高思仲忧心忡忡，呼出的白气迅速消散在风里，“秦直道是线性文化遗产，穿越陕、甘、内蒙古十余个县区，保护难度和协调成本极高，加之地方财政有限，保护经费往往是‘撒胡椒面’，只能优先抢救最危急的段落。”

肖健一则认为，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更值得重视。“许多人都知道万里长城是宝，但对脚下这条‘路’的价值却知之甚少。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离不开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参与。”他说，“考古就是在与时间赛跑，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这条古道。而真正的保护，需要更系统、更有力的行动。”

破局之道

共筑“守护者联盟”

“秦直道保护工作迎来了春天。”

2024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宝鸡市考察时强调，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

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希望已在凝聚，困境正在改变。近年来，一股新的力量开始介入秦直道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在淳化县检察院，记者见到了公益诉讼检察官宋漫，她的电脑里存满了秦直道淳化段沿线界桩的影像资料。“今年3月，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人为活动对遗址造成较大威胁，全段无界桩，部分路段遭到毁损。”宋漫回忆。随后，淳化县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设立界桩，修复毁损路基，并落实预防性保护措施，遏制人为破坏。

整改效果如何？记者决定去现场看一看。冬日午后的阳光从云层缝隙中洒下，照在新设立的界桩上。“像这样的界桩和标识牌，我们增设了15处，还在沿线12公里安装了3处监控，人为活动明显减少。”淳化县甘泉宫文物管理所所长赵强擦拭着界桩说。

而这，只是开始。“为实现从个案监督到系统治理，陕西省检察院今年以来组织开展秦直道保护专项监督工作。沿线各地检察机关与文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携手，逐步建立起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的长效机制。”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介绍。

在富县，“协同共治”已见雏形。今年9月，富县检察院联合公安、文旅、自然资源、属地镇政府等单位召开秦直道保护工作协作机制推进会，形成《秦直道富县段保护工作协作机制（试行）》。曾参与抢救性考古的陈兰也被聘为文物保护监督员，成为检察机关保护秦直道的“外脑”。“秦直道保护工作迎来了春天。”她感慨道。

秦直道出富县，即入甘泉。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村民张和平是秦直道文保员。“我守护这条路五六年了，每隔两三天就走一遍，清杂草、劝游客，有时也向文保部门提供线索。”据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介绍，在检察院的建议下，他们发动当地群众组建“秦直道党员保护先锋队”，开展不定期巡查，并对沿线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每段路都有人负责。

协同保护，不仅要聚合力，还需跨区域。子午岭林区横跨陕甘两省，秦直道穿行其间。站在正宁段遗址上，正宁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白倩颖指向右侧：“那边就是陕西旬邑。因为秦直道，我们最近和旬邑县检察院检察官经常见面。”今年6月，两院会签《秦直道遗址保护检察协作机制》，已联合办理了3起相关案件。

正宁所在的庆阳，是秦直道在甘肃唯一经过的地级市。庆阳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邓新安告诉记者：“今年1月，甘肃省检察院部署开展‘守护陇原文化遗产’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我们根据区域特点，要求秦直道沿线基层院注重加强与周边检察机关及子午岭林区检察院的协作，并且从保护秦文化的角度，加大对秦直道的保护工作。”

科技为保护注入了新的力量。秦直道的最北端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虽已不见道路本体，但麻池古城遗址仍是重要坐标。冬季的塞外，寒风扬起古城上的沙尘，九原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萌向记者介绍：“古城占地面积大，我们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利用无人机取证，及时固定证据，锁定违法行为；同时借助遥感和数字技术，不断完善遗址档案和数据库，实现动态监测。”

地方行动之外，国家层面也在统筹推进。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召集陕西、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专题研究秦直道考古与保护工作。根据部署，三省（区）将加强联动，统筹项目申报、方案制定与整体保护，并支持相关地区建设秦直道文物主题游径，推动遗址保护与文化旅游、民生改善、地方发展相协调。

秦直道，一部刻在大地上的史诗。读懂它，更能理解“何以中国”；守护它，才能延续民族的共同记忆与精神根脉。

（本报记者王昱璇）

资料卡片·秦直道

秦直道是一条修筑于秦代的交通干道，南起于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宫，北止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穿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跨越子午岭、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等复杂地形，全长700多公里，途经十余个县，最宽处达60米，一般路段宽20米至30米，可供车马并行，被称作中国古代“高速公路”。

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为中原通向北疆的大动脉，对后世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非常大。

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难与应对之策

——专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副所长徐斌

长城、秦直道、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是世界遗产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它们以线状或带状的空间形态，串联起不同地域、民族与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然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哪些难点与痛点？本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副所长徐斌。她结合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探索系统性、创新性保护路径，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与参与。

记者：作为秦始皇时期的两大军事工程，长城和秦直道同属线性文化遗产，除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已有专门条例，秦直道保护仍处于“法律空白”状态。实践中，大部分线性文化遗产未予以单独立法保护。对此，您怎么看？

徐斌：秦长城与秦直道是一组很好的对比案例。要看到，秦直道以及大运河、蜀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长征线路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普遍面临“法律空白”的现象。长城拥有国家层面的保护条例，是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文化象征以及社会各界多年来持续呼吁的共同结果。它是一个特例而非惯例，但也可以视作一个“先锋”。

针对尚未单独立法保护的线性文化遗产，可以参考长城的做法，分期、分层推进。在国家层面确立其作为特殊遗产类型的地位与保护原则，在地方层面分段推动立法与协同管理，在社会层面加强宣传与凝聚共识，共建保护网络。

记者：像古道这类线性文化遗产多处开放式状态，长期受风雨侵蚀、地质灾害等影响，保存状况堪忧，对于这种逐渐消失的线性文化遗产，如果保护不了本体，还能保护什么？

徐斌：线性文化遗产由点、线、面要素构成。当作为“点”“线”的遗产本体逐渐消失时，对作为“面”的空间载体和地理环境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其本身就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可感知的历史场景。

针对古道类的线性文化遗产，在遗产本体消失前，应尽快开展数字化记录，用科技手段为其建立一份永久的数字档案，以便将来在历史环境中进行标识或复原展示。此外，建立数字档案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存，更在于激活。这些数字化资源是进行学术研究、展示传播和开展社会教育的宝贵财富。

记者：部分线性文化遗产仍具备生产、生活功能，且未明确保护范围，造成沿线群众对遗产价值认知不足，保护意识薄弱，甚至因生产生活需要无意中破坏遗迹。这种个人生产生活和公共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徐斌：这里涉及到活态遗产的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首先，建立包容性的保护框架。开展参与式调查，与群众共同明确“遗产核心区”与“缓冲区”边界，在不同的功能区明确禁止和允许的生产行为，而非一刀切。其次，建立生态和文化补偿机制。对于确因保护需要而使生产活动受限的，给予资金或其他形式的合理补偿。最后，构建价值共同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将群众视为利益相关者。因此，要将文化遗产赋能传统产业，发展与线性文化遗产相容的新业态，改善沿线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让群众共享保护成果。

记者：线性文化遗产通常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存在部门职能交叉或权责不清，当地重大工程规划与遗产保护矛盾日益突出，该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徐斌：平衡重大工程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是对不同公共价值的权衡，这需要纳入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综合考量。

首先，可以将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提升到与环境影响评估同等重要的位置，实施前置性与强制性的影响评估。其次，将线性遗产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国土开发的负面清单或限制性区域，使遗产保护要求从项目层面的被动博弈，上升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主动约束。最后，倡导“工程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的价值观，通过技术比选，优先选择对遗产影响最小的方案，实现“隐形穿越”或最小干预。

记者：线性文化遗产线路漫长，维护成本高昂。地方财政投入有限，且缺乏专业文保力量，导致日常监测、抢险加固、科学研究等工作难以持续。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徐斌：这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最为现实的资金和人力问题。针对资金困局，可参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设立相应的“国家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模式，鼓励企业、基金会或个人设立公益信托基金，定向用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针对人力困局，设立不同层级和职能的文保员，如文物部门的保护专员，负责技术指导、规划编制和数据管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文保专家，负责技术方案和应急指导；基层文保员，负责日常巡查和问题上报。对基层文保员，还可通过技术培训、配备专业设备等方式，来提高其专业性，共同构建多元、可持续的保护体系。

（本报记者王昱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