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亨利·贝尔坦的“中国阁”》约翰·芬利 著 王子童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则耐人寻味的逸事揭示了18世纪法兰西的时代精神。弗里德里希·梅尔基奥尔·格里姆与德尼·狄德罗曾记载，素有“王国最伟大哲人”之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深感国内积弊。某日，他与五位国务大臣之一的亨利·贝尔坦专论革新民族精神之道，诘问方略所在。数日后，贝尔坦奏答：“陛下，需为法兰西民族注入中华之魂。”此论深得圣心，路易十五遂令贝尔坦全权推行相关举措。格里姆与狄德罗继而简述始末：王室斥巨资延请两位中国“士人”赴法传习治世之道，后又派遣使者随其返华考察这一理想帝国，所呈报告终成贝尔坦主持的《中国杂纂》鸿篇之基——此时第10卷行将面世。格里姆与狄德罗以戏谑笔调指出，或许“民族精神”尚未彰显贝尔坦妙策之效，但随即提醒读者，莫忘当年法国家居陈设皆崇尚中国趣味之盛况。

这段评述汇聚了18世纪中法知识迁移的核心张力——在追求实证认知的同时，也裹挟着时代特有的误读与困惑。这正是亨利·贝尔坦对华交往复杂性的缩影。在此跨文化对话中，贝尔坦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试图通过借鉴中国模式改良法国，这种努力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性认知之上。

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认知虽非全然同质，但普遍构建起一个广为流传的理想化图景：这是一个由哲人君主与博学士大夫共治的开明帝国。而法兰西对中国的向往更落到实处——尤其在“实用技艺”领域，从工艺技术、制造方法到农学经验，法国都怀着强烈的效法之志，盼将这些东方智慧化为自身发展的力量。与同时代学人相似，贝尔坦坚信，器物、科学标本以及视觉图像能够印证并深化文本知识。他在从中国寄来的信函与手稿页缘屡屡手书“请见图示”字样，确证了文字必须与图像互参方能加深理解。

所谓中欧“图像贸易”的认知体系，滥觞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巴黎臻于鼎盛。该法语术语的字面义指涉“图像贸易”的商业行为，但与伏尔泰笔下的“思想贸易”“观念贸易”形成语义共振——后者强调公共领域思想自由流通的启蒙理念。本书着重探讨的正是这种视觉图像的跨国流通机制。而“图像贸易”概念的本质在于主动构建与“中国”理念的认知契约：通过系统性地收集图像，解码这个遥远国度对欧洲文明的意义光谱。

诚然，文明接触的初始阶段更具学术魅力，但18世纪晚期欧洲对华认知的范式转型同样值得深究：此时，欧洲致力构建精确翔实的中国知识体系，冀望从中获取直接效益。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理解与传播？若摒弃“影响”这类被动表述，转而以“主动参与”的视角审视，贝尔坦及其交游网络如何将中国新知转化为改造欧洲的现实力量？事实上，贝尔坦正身处这一跨学科的中国研究网络核心。

本书各章聚焦亨利·贝尔坦漫长求索历程中的关键节点——这位18世纪中法知识迁移的核心推动者，终其一生致力构建广泛且可靠的中国认知体系。其政务生涯的跌宕起伏与对华兴趣的演进轨迹互为表里：北京法国耶稣会士源源不断寄送的图像、典籍、器物以及自然标本，构成了一个持续扩容的跨媒介知识库。贝尔坦藏品的演变过程以及他对藏品的认知深化，贯穿毕生轨迹。这场始于公共知识共享的智性探索，最终演变为一场极具个人特质的精神远征——在启蒙运动的集体求知浪潮中，贝尔坦以国务大臣的权柄与鉴藏家的慧眼，构建了中西认知史上一座独特的桥梁。

1780年卸任公职后，亨利·贝尔坦矢志以毕生所集中国知识为蓝本，在位于巴黎西郊沙图的庄园营造具有真正中国特质的建筑群。他在此另建“中国阁”，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某种典范化的中国士人形象。与贝尔坦通信最为频繁的钱德明神父曾描绘其形象：这位前国务大臣成为清朝士大夫所体现的儒家理想的化身，其举手投足“俨然有中华风骨”。贝尔坦在沙图庄园的营造实践中，执着地追求建筑的中国本真性——与当时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装饰性园林建筑截然不同，他力图在园林中融入纯正的中国景观元素。

亨利·贝尔坦堪称启蒙时代欧洲知识精英的典范个案——这位博学且充满好奇心的国务大臣，穷尽一切可行之径探索中国奥秘。贝尔坦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其得以持续获取北京法国耶稣会士提供的独家知识资源。考察18世纪末中欧文明相遇进程中某一个体的独特作用，有助于揭示人际关联与交游网络在收集与传播中国知识体系过程中的关键效能。

18世纪末中法文明的相遇，尤其是以视觉图像为媒介的相遇，经由贝尔坦开创性推动，绘就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

（作者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约翰·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