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

□何仁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治理正从“以城带乡”的简单二元思维，转向“城乡共生”的复杂系统思维。

都市圈不仅是大城市的扩张，更是一张将城市繁荣与乡村活力紧密编织的共生网络。都市圈以其高密度经济形态、功能互补特性与要素高效流动性，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高质量融合的战略性空间单元。成都都市圈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它不仅是经济集聚区，更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试验场，这种格局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使城市与乡村从“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成都的实践证明，都市圈战略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

成都都市圈的圈层结构特征明显

都市圈在空间上呈现出由核心到外围的圈层式结构，各圈层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决定了其城乡融合路径的分化。成都都市圈的圈层结构特征明显，核心引领区以成都中心城区为主体，协同发展区包括德阳、眉山、资阳等周边城市，生态赋能区则涵盖龙门山、龙泉山等生态涵养区与川西林盘。这样的圈层布局形成了完整的城乡融合谱系，每个圈层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定位。

在核心引领区，成都通过建设天府新区、东部新区等城市新增长极，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同时，依托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成都还注重创新成果在本地都市圈内的转化应用，形成“研发在核心、转化在协同区”的创新链条。这种“减脂增肌”的过程既提升了核心区能级，又为全域融合注入了核心动能。

在协同发展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城市精准承接成都产业转移与功能疏解。成都与德阳共建的凯州新城、成德工业园区，与眉山共建的眉山天府新区，与资阳共建的临空经济区，都是“链式承接”的成功实践。成都周边城市在承接过程中并非简单复制，而是根据自身产业基础进行差异化发展，形成与成都的互补关系。

在生态赋能区，成都都市圈实现了从“边缘地带”到“价值高地”的认知跃升。在都市圈框架下，这些区域凭借其生态与文化资本，从单一的农产品供给地转变为多元价值输出地。成都都市圈的生态赋能区包括龙门山生态涵养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以及散布于平原地区的川西林盘。比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则体现了生态价值与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通过建设森林绿道、观景平台、特色小镇，龙泉山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享受的生态产品，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市场化转化。

都市圈内城乡融合的探索实践

一是增长极驱动。在成都都市圈，创新增长极表现为以成都科学城、西部（成都）科学城为核心的创新策源能力，成都都市圈的特色在于将创新链延伸至农业农村领域，通过建设成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绿色农业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产业增长极在成都都市圈呈现为“总部+基地”“研发+制造”的产业协作模式，形成了“成都研发+德阳制造”“成都总部+资阳基地”的产业分工格局，这种分工将不同圈层的产业集群连接起来，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协作，将乡村特色产业嵌入现代化分工网络，创造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消费增长极是成都都市圈城乡融合的重要驱动力。成都拥有庞大而多元的消费群体和活跃的消费市场。成都人周末前往周边乡村休闲度假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直接推动了精品民宿、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乡村业态的发展。

二是交通先行。发达的交通网络是都市圈城乡融合的基础支撑，为上述各类增长极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是城乡融合得以实现的“物理骨架”。成都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地理壁垒。目前已开通运营的市域铁路成资S3线、成眉S5线以及规划建设中的成德S11线，将成都与周边城市紧密连接，形成一小时通勤圈。成都都市圈轨道交通不仅连接城市与城市，还深入乡村地区。成都还在全国首创了“乡村公交物流共同配送”模式，通过改造农村客运站点，增加物流配送功能，解决了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的难题，进一步强化了枢纽增长极的驱动作用。

三是政策协同。都市圈推动城乡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对内部“多层次结构”的精准把握与“多极驱动机制”的系统构建。成都都市圈在政策协同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建立成都都市圈联席会议制度，成德眉资四市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项目协同等方面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比如，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探索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使乡村地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吸引城市资本下乡。未来，成都都市圈还需要在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使生态赋能区能够从生态保护中获得合理回报，使产业转移带来的税收增长能够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合理分配。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