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海

重庆出版社2013年出版

青年时代的殷白

　　赵卫东教授在专著《延安文学考察》引述“文抗”（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成立）史料：协会中注册登记的作家会员共67人，张惊秋（笔名殷白）位列第24（非按姓氏笔画排列）,居于艾青、欧阳山、萧军、刘白羽之前。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他一生创作始终秉持“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践行“深入生活”的文艺道路，留下了一批至今读来都令人感佩的文章。而改革开放之初，他力荐饱含时代气息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更是成就一段文坛佳话。

　　在延安精神滋养下成长

　　1938年一二月间，21岁的殷白与同伴由西安步行800里到达延安，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后，又转入“抗大”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冬，毛泽东主席在“抗大”三大队操场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一连两天都从傍晚讲到天黑，这时殷白的职务是三大队政治处技术书记。殷白从“抗大”毕业后，又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了五个月，并经组织推荐考取了延安马列学院，系统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也是在那里第二次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

　　除了加强理论修为，殷白在延安还积极向大后方介绍陕甘宁边区的生活。1940年，殷白在重庆《新华日报》刊文《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生活》，向读者介绍自己生活的这个“家”。1941年，殷白又被调去延安县姚店乡做社会调查，闲暇时挤出时间采集文艺创作的素材，因学习和下乡调研工作积极，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

　　在延安学习生活的这段时间，殷白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他先后参与了多部刊物的编辑工作，包括田间（著名现代诗人）主编的《诗建设》、“抗大”山脉文学社主编的《山脉诗歌》、胡乔木主编的《中国青年》、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1940年初夏，茅盾从新疆脱险来到延安，殷白随丁玲去欢迎他，后拜茅盾为师。1942年5月底，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殷白的笔记写得认真，后来还成为了晋西北文艺部门学习讲话的传抄本。1942年夏，殷白由组织调动前往晋绥边区，任《晋绥日报》编委、副刊主编和党总支书记，兼任中共西北局晋南工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和晋南文联副主席，自此与报刊结下一生的缘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殷白和他的夫人沈世鸣共同策划，以“巨大勇气和深远的目光”（林默涵语），牵头组织编纂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三大书系。它们无疑是从延安走来的殷白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交出的一份厚重的文学答卷。

　　依旧闪光的文艺思想

　　让我们再次回到殷白的延安时期，看他早年不乏远见的文艺评论。1946年，他撰 写了评 论《试谈 歌剧〈白 毛女〉》。文章评论喜儿时有这样一句话：“地主社会不仅强奸了她的肉体，也强奸了她的意识。”在殷白看来，“喜儿虽然逃出了黄世仁的家，逃出了狼窝虎口，却没能逃得出旧社会封建意识观念构成的狼窝虎口”。他接着给出详细分析。第一点，喜儿不敢去王大婶家讨口吃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生了私生子，没脸见人；二是又听说村里人说她死了，“死得有志气”。其实是她给自己套上了“封建主义精神锁链”。第二点，喜儿躲进山洞的悲剧，本质是为逃避现实中的迫害而藏身，却又始终没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所以，这悲剧具有双重性，道出了歌剧《白毛女》深层次的社会学意义。第三点，殷白给出前瞻性的思考，“农民在思想上受封建思想的统治，曾经严重地阻碍了他们自身的翻身解放，即便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后，农民群众还需要接受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教育”。

　　殷白文艺思想的闪光，在他评《从鲁迅的二篇小说想到的——重读〈故乡〉与〈一件小事〉》一文中也能窥见一二。在分析鲁迅先生由“厚障壁”而产生的“悲哀”时，殷白加上鲁迅的一句名言“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作具体分析。他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走的人，实践的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独有鲁迅能产生这样深刻的思想呢？殷白认为：“如此深刻的思想性，是与鲁迅儿童时期和农民的接触分不开的，与他从农村劳动者身上得到的那种坚忍不拔的实践精神的影响分不开的。”他接着总结说，“每次读了鲁迅的小说……能感受得到在那种环境、那个时代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正直而勇猛的心的跳动。”这段话，对于当下有人无视过往，对绍兴鲁迅纪念馆里鲁迅画像中手指夹烟的投诉，恰是作了一个正面且具启示性的应答。

　　殷白还有一篇理论性的短论《我们要哪一种现实主义》。他在文中说：“现实主义必须严格地忠于历史忠于生活，但作家的思想倾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到创作上。”接着他在“写什么”与“题材无禁区”上，又作了深入的分析，“题材无禁区，都可以写，但在生活的大海里，究竟写什么，还是有作家的指导思想在里边，这就关系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他注意到“民主的讨论方式”与作家创作内容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一个作品有人说不好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我们要纠正这种风气。”这是在倡导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有理论素养，更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殷白也坚持“要继续解放思想，开展民主讨论。我们主张题材无禁区，作家有选择”。“作家有选择”这句话，其实是富有双重性的，它既为作家的自由写作撑了腰，又意味深长地在提醒作家，你的选择不是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而是要有理性的抉择——社会责任感下的自由写作。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在当下宫廷剧、谍战剧和由AI引发的系列文学创作现象中，依然有着启示。

　　把佳作推到时代前沿

　　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并预示了光明、美好的前景，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部小说的问世，殷白发挥了很大作用。

　　《沱江文艺》原主编吴承蔚先生的回忆文章《新时期之初难忘的寻觅——记殷白和周克芹》详实记录了其中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当殷白在重庆“读到《沱江文艺》连载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一、第二两章时，这位老主编果然慧眼犀利，就从这两章中看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正是他寻觅中的一部力作……主动给克芹（小说作者周克芹）写信，代正在复刊的《红岩》约稿后，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内江”。殷白到达作者所在的内江县城，正是多夜雨的天气，“那几华里泥泞的山路，年逾花甲的殷白走了整整三个小时”。不久，殷白邀请《红岩》主编王觉和几位重庆作家再赴内江，他们连夜传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全稿，当即拍板，《红岩》一次性全文刊发；殷白同王觉等商议后，一致决定作者无需再作修改。这是延安精神在他身上与工作中的又一种延续与弘扬。之后，他迅速撰写长篇评论《题材选择作家——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文艺报》，轰动了整个文坛。

　　这还不够，殷白先生又将这部作品连同自己的评论，分别推荐给了当时文艺界的几位重要领导——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冯牧等人。吴承蔚在文章最后写道：他（指殷白）的可贵与崇高之处，在于紧要关头以超人的慧识和卓越的历史使命感“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并适时把他们的佳作推到时代的前沿。

　　殷白身上传习的延安精神，从历史走来，于当下闪光不绝。

　　（作者为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宁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