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刻意强化“历史性新高”的叙事，将中国顺差与“倾销”“产能过剩”等虚假标签捆绑在一起，试图把一个经济现象解释为地缘政治风险，把正常的国际分工歪曲为结构性威胁。这是对中国发展模式和全球分工格局的误读，折射出不理性的焦虑与偏见。

正确理解中国顺差，需要回到经济规律本身，正视国际分工合作规律。顺差不是“挤压”，中国的顺差是各国合作共赢的发展结果。中国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全球生产、在华组装、面向世界”的一环，一件标注“中国产”的产品，往往含有欧美的设计、日韩的零部件、来自全球各国的原材料。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29.3%，与全球分工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8.8%。在电子产品、汽车等全球化程度高的领域这一比例更高，意味着中国的顺差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生产和服务。

进出口双方都从贸易中获益，这是国际贸易能否发生的基本要求。顺差的产生遵循了经济规律，而一些西方媒体选择性忽视，缺乏对历史和规律的理性理解。从历史看，每一个时期都会出现顺差大国。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各国立足自身优势，开展国际分工合作。随后，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制造强国遵循了这一经济规律，成为全球主要制成品出口国，也是顺差主要来源国。从现实看，中国的顺差来自中国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这也是跨国公司的理性选择。实际上，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逆差，在农产品、矿产品方面也都是进口大于出口。顺差数字背后，是一个高度交织的全球产业网络，而不是某一国家单方面“压缩他人空间”的零和游戏。

中国出口的韧性，源于贸易伙伴在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中，将其视为更稳定、更可靠的选择。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顺差表现出的强烈不适，很大程度上并非对“顺差”本身的担忧，而是对“谁在顺差”的不适应。他们可以接受少数发达国家长期享受国际分工合作红利，却不愿意承认一个发展中大国通过自身努力赢得的比较优势，也不愿意面对自身产业空心化、金融过度扩张、社会撕裂等结构性问题的现实。于是，顺差不再被视为全球分工某一阶段的自然结果，而被塑造成一个“威胁符号”。

中国的顺差并不为中国“独享”，事实上也造福了世界。从创新看，完备的工业体系、极高的供应链协同效率，使全球创新主体可以在中国快速完成从创意、设计到样机、中试和量产的全流程衔接。从产业看，在地缘政治紧张等多重不确定背景下，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产业链供应链维持了较强韧性和恢复能力，保障了全球医药物资、基础消费品、关键中间品的持续供应，减轻了全球范围的供给冲击。从消费看，大量中国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家电产品和电子设备，以较高质量和可承受价格进入各国千家万户，提高了全球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缓冲了近年来多轮通胀冲击。

作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和多边规则的积极践行者，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我们也不能主动去干预市场选择、阻碍出口。有效促进供需平衡，需要国际社会各方尊重多边规则、遵守国际承诺，减少包括关税和行政干预在内的各项国际贸易成本，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核心要义之一正是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正在加速成长为“世界市场”。这一进程本身，就是对全球总需求的重大提振，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增长动能。

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的映照，而不是威胁世界的阴影。顺差本身不决定世界走向，决定世界走向的是人们如何理解顺差、如何面对相互依赖、如何在结构变化中选择进一步深化合作。围绕中国顺差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与价值判断之争。只要能够回到经济规律本身，尊重比较优势和市场逻辑，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方式共同应对失衡，中国今天的顺差，就完全可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迈向更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