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JU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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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梨花女大毕业的女人。”2006年电影《老千》中金惠秀所饰郑女士的一句台词，掀起巨大社会反响，甚至引发她是否真的出身梨花女大的讨论。实际上金惠秀毕业于东国大学，但梨花女大与她紧密绑定，源于金惠秀的强烈气场与梨花女大的精英形象相互叠加。直到1970年代，梨花女大出身在韩国上流社会一直是“新娘首选”，象征绝对优越的社会地位。

历代韩国第一夫人中，从全斗焕夫人李顺子到金大中夫人李姬镐、李明博夫人金润玉都是梨花女大出身，政界与财阀更不乏韩明淑、李明熙、玄贞恩、辛英子等人物。“梨花溢价”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达到巅峰。

民主化后韩国女性整体教育水平提升，高校竞争格局生变，梨花女大与所有女子大学一样，开始面临地位下滑与招生压力。自1978年首都女子大学转为男女共学以来，1990年代多所女子大学相继放弃单一性别体制。低生育率造成学龄人口骤减、社会对男女共学与理工科偏好上升、性别意识变化，都在推动女子大学改革。

特惠争议进一步冲击女子大学的地位。首尔八所药学院中，梨花、淑明、德成、同德四所女子大学占据一半以上招生名额，引发男性考生不满。梨花女大法学院作为唯一禁止男性入学的法学院，也在多达百人的招生名额下引发公平争议。甚至在女大内部，也出现为何特别保障部分女性的反思。

近日，同德女子大学决定转为男女共学，成为女子大学在身份与生存之间挣扎的象征案例。学校方面意识到，如果继续固守“女性专属大学”的边界，则会面临惨遭时代淘汰的危机。女权主义关于“保护社会弱者”的主张值得尊重，但无法自动转化成为制度存续的保证。

女子大学问题的实质并非是否共学，而是在急剧变化的教育环境中何去何从。大学的生存，取决于能否读懂时代并主动调整。如果女子大学能够勇于突破身份框架，构建新型教育模式，“女子大学的时代”或许不会终结，而是以更新颖、更开放的形式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