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将大批量地消失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的16岁以下人群“社媒禁令”法案（《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将在12月10日生效。

法案要求多个主流社交平台停止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即便家长同意，未成年人也不能注册或使用社媒。

经过一年多的拉锯，多个社媒平台表示将在澳大利亚遵守这一禁令。有被波及的平台发布公告，似有怨气地表示，平台为帮助用户与亲友建立连接，是私密的沟通平台，但澳大利亚政府对此持不同立场，平台虽“强烈反对”，但“将遵守该法规”。“自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所有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将被锁定。”

不遵守的社媒平台将面临巨额罚款。按照法规，新法律生效后，若企业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加以阻止，法院可对企业进行民事处罚，违者最高可被处以4950万澳币（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澳大利亚的16岁以下人群“社媒禁令”法案，要求多个主流社交平台停止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不过，违反规定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不会受到惩罚。

据央视新闻，12月3日，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称，即将执行的禁令，是为了确保“阿尔法世代”，也就是“10后”青少年“不被掠夺性的算法吸入炼狱”，坚信“短暂的不适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带来长远的好处”。

但并非所有人都买单。据报道，在该背景下，一些孩子开始寻找其他途径来满足对社交媒体的需求。一些不太知名的公司开始争取青少年市场，它们甚至付费给未成年网红来推广产品。

澳政府多次表示，其禁用应用程序名单是“动态的”，可能会有新的应用程序被列入其中。一些声音担忧，这种“一刀切”做法，可能会带来更多潜在风险。比如，若迁移到监管较少的平台，青少年会更加隐瞒自己的社媒使用情况；遇到不良或有害内容、经历，他们可能会更不愿意跟父母说。

澳大利亚不是第一个出手的国家。过去几年，欧洲、亚洲、东南亚、北美等地区，也相继推出管理办法，限制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出，截至2024年底，有79个教育体系在法律或政策上禁止学生在校园使用智能手机，占全球教育体系的40%。同时，一些禁令变得更加严格。

把目光拉远，不难发现，无论现实的争论有多激烈，全球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中夺回来。

“最严禁令”背后的悲剧

尽管各国监管者从越来越多的方面处理青少年“手机沉迷”问题，澳大利亚即将生效的这项法律，在目前依然是力度空前的。它是全球范围内首个落地的青少年社媒禁令，至于法律如何落地，仍需一段时间的观察。

“一刀切”的严厉背后，有一群遭遇伤痛的家长们。

“如果一年前就有这项法律，奥利或许还活着。”澳大利亚的丧子母亲米娅·班尼斯特近日受访时说。

2023年，她的13岁的独子奥利被诊断出神经性厌食症。她形容儿子“曾经是个能让房间亮起来的孩子”。但是，厌食症是个被普遍认为女孩才会罹患的病，不被理解的奥利开始上社媒寻求帮助，却接连遭遇打击。

社媒可能会加剧精神危机/图源：unsplash

米娅认为社媒加剧了奥利的精神危机，关联包括，奥利在Snapchat、YouTube 上沉迷各种身材、健身和饮食控制内容，越看越焦虑，自我厌恶加重，算法像是识别出了他的脆弱点，持续用类似内容把他困在一个狭窄的世界里。同时他还遭遇了线上霸凌，有同学在 Snapchat 上公开喊话“你去死吧”。

2024年1月，奥利在家中自杀身亡。米娅认为，社媒算法和网络霸凌，明显加速了儿子病情恶化，最后促成悲剧。这些让她成为澳大利亚社媒禁令的最坚定的推动者之一。

另一位悲痛的家长，墨尔本的韦恩·霍尔兹沃斯，则是因为17岁的儿子遭遇“裸聊勒索”去世，后来成为了禁令倡导者。回溯事件时，这位父亲发现，儿子16岁以前就被“线上掠食者”盯上了。他也认为，如果早一点有此禁令，悲剧就不会发生。

成为倡导者后，韦恩还发现，自己成为一些未成年人的倾诉对象。有3名女生找他，说正在遭受裸聊勒索。“家长可能要等到看到信用卡账单才会知道这件事，”他说：“所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昨晚发生了，今晚还会发生。”

时间往前，2018年，14岁的澳大利亚童模多莉·埃弗雷特（Dolly Everett）在长期遭受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后自杀，被视为澳大利亚网络霸凌时代的起点事件。

多莉曾就读于昆士兰州一所寄宿学校。由于家乡教育选择有限，北领地农村地区的许多学生经常要离开家人数千公里去上寄宿学校。

其父没有透露霸凌细节，但表示其遭受霸凌，以至于她觉得需要“逃离这个世界的邪恶”。去世前，这位少女完成了一幅画，上面写着“即使你的声音颤抖也要说出来”。这起死亡事件令这个关系紧密的牧民社区悲痛欲绝，许多人在网上发布了支持信息，并分享了自己遭受欺凌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经历。

这些案件受人关注，但也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最严禁令背后，是澳大利亚网络欺凌的普遍性。

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有机构对3454名10至17岁的澳大利亚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发现69%的人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过网络欺凌。其中，56%的女孩曾遭受网络欺凌，男孩的这一比例为50%。

网络霸凌在澳大利亚青少年中更为常见/图源：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esafety.gov）

多莉去世后，澳大利亚国家反欺凌中心(NCAB)的杰里米·布莱克曼曾接受采访称，网络欺凌与现实欺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是持续不断的，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

他解释，互联网上的匿名性，会让人们更难对受害者产生任何同情心。这意味着，“更多孩子可能会成为欺凌者”，而“多莉”，也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

孩子沉迷手机，是全球家长心病

对多起恶性事件的关切，促成了澳大利亚“最严禁令”，不过目前，“一刀切”的禁令仅此一例。当下主流的监管思路，还是如何从智能手机、社媒处“抢回”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

家长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但是越来越有心无力。一位家长张曦告诉南风窗，她曾允许初二的孩子使用手机，每天1小时。但她很快发现，孩子会上瘾，且难以克制。孩子总是以查资料、打卡等理由获取设备，“拿了手机就去看其他的”。张曦叹息，自己没法时刻盯着孩子。

若晚上忘了将平板收回，孩子就会偷偷把平板拿回房间，“一玩就玩到凌晨一两点”。

“管不住”是全球家长的共同经历。据报道，9月12日，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DDI）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37%的新加坡家长对自己引导孩子养成数字习惯的能力充满信心，其余63%的人对此缺乏信心或完全没有信心。

59%的新加坡家长同意需要更多政府支持来帮助家长管理孩子的数字活动/图源：MDDI

普遍的育儿困境，还催生了民间的“自救”。2024年，英国出现了“无智能手机童年”（Smartphone Free Childhood）组织。最初，这只是两位家长为了寻找志同道合者，而创建的聊天群组。

没曾想，这一倡议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了连锁反应。短短6个月，有超10万人签署“家长协议”，承诺在孩子14岁前不给他们买智能手机，16岁前不让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据其官网显示，截至12月5日，已有超过16万人签署协议，覆盖英国超过40%的学校。

然而，仅靠家庭无法扭转局势。对很多父母来说，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自制力差”的孩子，而是一整套经过精密算计的成瘾设计——孩子只要多点几次，算法就会记住他的偏好，一条接一条地推过去。

这些年来，全球多个国家已先后出台相关政策。

早期，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校课堂纪律层面。学生们可以带手机进校，上课不能玩，但下课随意。智能设备在校内的管理，主要依靠学生自觉和教师监督。

而今，从校园内手机的使用限制，到社交媒体年龄准入红线，各国措施越来越“严格”。

近日，我国教育部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提出，严格规范智能终端产品入校管理，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同时，在校园之外则积极倡导家长与学生携手开展“息屏行动”，共同破解网络过度依赖的困局。

不久前，新加坡教育部同样表明，根据现行指导原则，中学生在上课期间期间不得用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从明年1月起，管控范围将从课堂，扩大到课间、社团活动和补习等所有在校时段。

一些国家直接立法行动。法国早在2018年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欧盟则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将数据保护的年龄门槛设定为16岁。

法国早在2018年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图源：Pexels

除了澳大利亚的立法，今年11月底，马来西亚政府同样宣布，计划从明年起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马来西亚通信部长法赫米·法齐勒称，此举参考了澳大利亚的相关做法。他表示，该举措可保护青少年免受色情、诈骗等网络犯罪侵害。

这场针对青少年的智能设备“断舍离”行动正在全球蔓延。

算法并不中立

在过去十余年里，智能手机一度被视为进步的工具。国外不少学校也曾大力推行“自带设备”（BYOD）政策，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带入课堂，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人们普遍认为，更早接触互联网能为孩子提供更广阔的认知视野。

但如今，这一信念开始动摇。

数据显示，在2010-2015年之间，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发生断崖式下跌。焦虑症、抑郁症及自杀率，在经历了多年平稳后，突然陡峭上升。这一趋势在青春期女孩中尤为显著。

这一时间窗口，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前置摄像头的广泛应用，以及社交媒体兴起高度重合。过去属于户外游戏和真实社交的儿童时代，正在被“手机式童年”不可逆地取代。

这源自社交媒体的底层设计逻辑。读书有章节，电视有结尾，但社交媒体的信息流是无穷尽的。其无限滚动机制，让用户无法预知下一条内容是什么。这种随机的奖赏反馈机制，会持续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负责理性决策和冲动控制的大脑前额叶皮层，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完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每天使用智能设备超过7小时的7-10岁儿童，其大脑皮层出现了过早变薄的现象。这与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各种指标下降呈现相关性。

美国儿科学会的研究也发现，与未拥有智能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智能手机的12岁儿童患抑郁症的几率高出30%，肥胖率高出40%，睡眠不足概率高出60%。

这些全球性的措施和讨论，更多是出于健康干预，为了让孩子们回归到真实世界中安全成长。

“拿走手机以后”怎样

我国其实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筑起一道安全网。

2021年，国家新闻署就下发了通知，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并强制推行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技术。这一度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防沉迷规定。

从数据层面看，效果显著。据《2024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超七成未成年人（包含已不玩游戏的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小于3小时。较2021年，未成年人游戏总时长、消费流水等数据都大幅下降。

但家长的焦虑依然存在。事实上，很多孩子并未真的离开屏幕。

身份冒用在此过程中变得常态化。尽管有实名认证，但在实际操作中，未成年人使用长辈身份证注册账号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老年监护人缺乏对智能设备的认知，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合完成了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

这还催生了相关的黑产链条。据央视报道，在某些账号交易平台上，由于需求旺盛，部分商家月成交量巨大，超过“900多万笔交易”。甚至有未成年人在短时间内花费巨资购买所谓的“成品号”以绕过限制。有家长称，孩子购买账号，10天内就充值超1万元，事后也没法申请退费。

据央视报道，在某些账号交易平台上，由于需求旺盛，部分商家月成交量巨大，超过“900多万笔交易”

不过，越来越多教育者也意识到，“防沉迷”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手机后，应该让孩子们做什么？

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没有手机做什么”的讨论更揭示了某种荒芜。

有初中生发帖提出相关问题。评论区里，最高赞的回复是：会找手机。有人说，自己把家里翻个遍，找不到手机再回房间写作业，之后睡着。第二高赞的回答为“做题”。还有人说，自己会“拿书桌上的东西假装打包，或者自言自语，假装直播聊天”。

在被没收手机后，许多青少年面临的是巨大的无聊和空虚。除了做题、发呆、睡觉，他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活动。

当立法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来“拯救”孩子时，争议声并未消失。学术界对此提出担忧和质疑。

有学者认为，对于这些青少年而言，网络可能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持的渠道。如果现实世界无法提供温暖和接纳，强行切断网络连接，可能会将这些脆弱的孩子推向更孤立无援的处境。

波士顿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长期研究儿童游戏的演变。在他看来，并非智能手机偷走了童年，而是现代社会先剥夺了孩子在现实世界中的独立性和玩耍的权利，智能手机才趁虚而入。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家长对治安问题的过度担忧，以及学业竞争的极化，儿童在物理世界中的活动半径被极度压缩。街道、公园这些曾经属于儿童的“第三空间”逐渐消失。他们的课余时间被日程表填满，即使在家里，也往往处于成人的监视之下。

当现实世界变得过度受控、缺乏自由且充满评价压力时，孩子们自然会涌向那个看起来自由、刺激且拥有自主权的网络世界。

限制和禁令只是第一步。拿走了孩子手中的屏幕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教会孩子与技术共处，以及如何修复那个越来越不适合青少年成长的现实社会。

（张曦是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