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汪丽红

　　“2002年11月，我们的同行在喇家遗址东区发现了一个橘红色的陶碗，翻开碗盖，容器里居然藏着一种面条状的遗物……经过科技分析，我们发现它就是用小米粉做的面条。”考古学家铲拂去青海喇家遗址的浮尘，一碗四千年前的小米面条重见天日——这不仅是远古先民的饮食遗存，更是解码中华文明的密钥。

　　张良仁教授所著的《吃的中国史》，正是以这样的考古发现为起点，将饮食从生活琐事提升为历史叙事的主角，在炊饮器物与典籍记载的交织中，铺展了一幅贯穿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古人吃什么、怎么吃、用什么吃，古代遗址中的美食与烹饪器具、文献记载中的饮食礼仪、壁画中的饮食场景等一一呈现。

　　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饮食大国。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的每段历史进程都曾被食物撬动，我们熟悉的食物都曾有波澜壮阔的过往，如肉类熟食让成汤军队“无敌于天下”、周代列鼎制度标志着饮食礼制的高峰……食物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食物的滋味就是历史的余味。

　　“青铜的光泽里，闪烁着饮食政治学的最初光芒。”书中揭示了饮食生产如何塑造文明根基。作者以南方稻作与北方粟作的二元格局为纲，展现了农业革命对早期国家形态的决定性影响。河姆渡遗址陶釜中的稻壳印痕，不仅印证了“饭稻羹鱼”的生活图景，更揭示出集约化稻作如何支撑起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与社会分工。这种“以食立国”的逻辑，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得到延续——鼎中盛放的不仅是牺牲，更是“列鼎而食”的等级秩序。“从二里岗和殷墟的贵族墓葬可以看出，他们会按照身份、地位享用一定数量的器类组合。”

　　进入王朝时代，饮食的演变始终与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作者生动描绘了不同时期的味觉革命：张骞“凿空”西域带来的葡萄与苜蓿，不仅丰富了中原的食材谱系，更催生了胡饼、酪浆等新食俗，在《齐民要术》“胡炮肉”的做法中，我们仍能窥见民族融合的味觉印记。唐宋的饮食繁华尤其令人称道。长安城东西两市的“胡食店”与汴梁州桥的“姜芽鸭”，共同勾勒出都市生活的烟火气。苏东坡在黄州创制的“慢着火，少着水”的东坡肉，不仅是一道菜肴，更是士大夫“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活哲学。

　　这种将饮食与人格修养相联结的智慧，在《山家清供》等文献中得到系统呈现，构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独有的精神维度。明清的“食材大交换”更具历史深意。番薯、玉米的传入看似只是菜谱的更新，实则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格局与经济地理。作者通过对比《农政全书》的记载与地方志中的灾荒记录，清晰展现了这些高产作物如何在明清易代的动荡中成为“救荒神器”。而辣椒在西南山区的普及，则不仅是口味偏好的选择，更是山区开发与经济作物种植的直接反映——当贵州山区的苗寨开始用辣椒祛湿，饮食已悄然参与了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

　　在作者笔下，饮食不是孤立的存在。含嘉仓遗址中保存完好的隋唐稻米，是帝国漕运体系的物质见证；《礼记》中“食不言，寝不语”的训诫，折射出礼乐文明对日常生活的规范。类似的“小饮食，大历史”视角，让人重新理解饮食的社会属性。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互证，构成本书独特的叙事张力。《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与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鬶形成呼应；殷墟甲骨文中“黍年”的占卜记录，与窖穴中碳化的谷物共同见证农耕文明的成熟。这种双重证据的运用，让饮食史跳出食谱考证的窠臼，成为理解“何以中国”的关键维度。

　　掩卷沉思，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餐桌都是历史的切片。从良渚的稻作到今天的外卖，从青铜鼎到微波炉，饮食的演变始终承载着文明的密码。此书教会我们的，不仅是辨认古菜谱中的食材，更是学会在一粥一饭中读懂历史的厚重——因为，一个民族的味觉记忆，从来都是其文明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