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阿尔及利亚特派记者 郝瑞敏 本报记者 白云怡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昭 东

编者的话：中国悠久的文明与独特的发展道路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对中国的研究与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展现出丰富多元的视角。在“对华认知观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中，阿尔及利亚学者、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伊斯梅尔·德贝什，英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欧洲著名汉学家、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将为我们讲述对华认知的历史经纬与现实意义。

“中国研究正变得更为混合、多元”

环球时报：新中国成立后，您关注的一些国家的对华认知经历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什么特点？

伊斯梅尔·德贝什：在我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对华认知先是体现为冷战思维下的妖魔化中国，后在制衡苏联的背景下逐步转为“中国正面且重要”。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多视中国为盟友，发展中国家则将中国当作反霸权伙伴。

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前十年，西方对华先呈现出“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织的政冷经热认知，后续在反恐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需求上升且认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支撑作用，但仍暗藏防范。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从可靠的经贸伙伴深化为可靠的发展伙伴，1991年苏联解体、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推动这一系列认知转变的转折点。

2010年至今，西方部分势力继续妖魔化中国，但不少人认可中国发展成就，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不可替代的发展伙伴，关键转折点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之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马丁·雅克：新中国的成立显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下一个重要节点是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晤，紧随其后的是1978年。这一年实际上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篇章的序幕——一个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新阶段，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初期，中国的政策和影响力并未获得西方充分认可，但中国的改革进程一直在持续。到上世纪末，中国经济已经以惊人的速度腾飞，中国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显现。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新格局的重要性被广泛认知，西方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既好奇又关注。接下来一个重要的节点是2016年美国大选。从这一年开始，美国自1972年以来的对华战略发生转变，中国更被视为“威胁”。

施寒微：人们对中国的看法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尽管中国的发展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备受赞誉，但自奥巴马政府2011年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遏制中国的发展。迄今为止，欧洲一直受制于美国的这种视角及其衍生出的叙事。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对华认知方面，从以前侧重于汉学到现在聚焦于中国学，这一转变说明了什么？

伊斯梅尔·德贝什：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过去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多停留在历史文明层面，而如今中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在经济、科技领域取得突破，还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为纽带，助力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生产能力。这让各国迫切需要通过涵盖多领域的中国学，探寻与中国合作的路径、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正是中国自身发展实力改变国际对华认知维度的直接体现。

马丁·雅克：从汉学到中国学，反映了学术领域对中国研究日益增长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国兴趣的增长大约始于1978年，但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研究已不再是单一概念，可以跨越不同学科，影响各类人群。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研究正变得更为混合、多元，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本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广泛扩展，人们对中国的关注与认知也随之提升，这推动更多人学习中文并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转型、地缘政治立场等。如今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一个特点：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中国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需要。

施寒微：当代中国研究在欧洲由来已久。尽管20世纪汉学主要关注古代或近代中国，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现代或当代中国日益成为中国研究的核心。

“不同地区在发展水平、历史经历等方面差异巨大，这是理解它们对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

环球时报：不同地区的对华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对华认知“棱镜”？

伊斯梅尔·德贝什：非洲对华认知源于与中国共同的反殖民历史记忆带来的情感共鸣，以及中非包容文化的价值观契合，再加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深度对接下的务实合作实践。

部分西方国家对华认知受“欧洲中心论”文化偏见、冷战二元对立历史执念及地缘霸权维护诉求影响，倾向于强化与中国的“制度性竞争”。

马丁·雅克：不同地区在发展水平、历史经历等方面差异巨大，这是理解它们对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如果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各地区与中国的关系各具特色。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这符合东盟国家的利益。随后，第一个“东盟+1”框架即“东盟+中国”出现，逐步发展成为今天中国与东盟国家内涵丰富而稳定的关系。现在东盟不到7亿人口中。根据民意调查，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比对美国更为正面，这一变化非常值得关注。

非洲是受殖民主义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中国认为中非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反殖民经历之上，这塑造了中国与非洲独特的关系模式。民意数据显示，非洲各国对与中国的关系态度普遍积极。

至于美国，自2016年以来，华盛顿开始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全球格局由此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局面。这要求中国采取灵活、多元的外交策略和政策应对。

施寒微：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也受各国及其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工业化较早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和美国，难以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繁荣，殖民时代的观念和相关思维模式仍然影响很大，因此有的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延续这种立场的一种方式就是奉行双重标准。

“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认可与中国合作的价值，助力全球秩序向多元共治转型”

环球时报：您认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对华认知差异对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有什么影响？

伊斯梅尔·德贝什：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华认知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疑虑和认可交织的分化态势，深刻影响全球秩序走向。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奉行排他性机制，加剧了秩序的碎片化；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认可与中国合作的价值，助力全球秩序向多元共治转型。

在认知博弈中，认可中国发展成就者推动规则包容性拓展，认为中国崛起会带来所谓“威胁”的偏见持有者则固化排他性规则。在全球性挑战领域，合作共识促进规则落地。在地缘敏感议题上，认知对立破坏规则权威。中国务实合作推动认知理性回归，但一些国家的情绪化对抗可能压缩规则演进空间，影响全球治理格局。

马丁·雅克：从宏观来看，我们的全球秩序正面临深刻变化：旧秩序已无法持续，但新秩序尚未形成。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局面，它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和高度波动，也产生了新的冲突。

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最重要的是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华认知以及它们和中国的关系。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的关键在全球南方。无论是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由全球南方国家构成的网络正在逐渐成型，而中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施寒微：西方不愿接受这样一个认知：人类文明只有在追求一个对所有人都公正的世界秩序时，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正是这种做法阻碍了西方建立多边世界秩序。由于这样的秩序尚未建立，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依赖过时的范式和对全球秩序的陈旧理解，试图强化其现有优势，由此产生的框架有可能导致新的动态，继续阻碍公正世界秩序的建立。

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正在诸多领域探索新的多边主义路径，中国被许多人视为“希望的灯塔”。一些国家的精英受到中国榜样的鼓舞，开始寻求各自的现代化道路。

环球时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您认为中国与外界在改善相互认知方面，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伊斯梅尔·德贝什：中国需要锚定主权平等与发展导向优先、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原则，依托多层级共商机制与项目化载体落地，搭配透明化规则共识，以及媒体本地化传播、成果解读和人文交流活动配套，以促进其他国家的对华认知。近期，阿尔及尔第二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推动中阿语言文化系统交流、中石化“寻访中阿青年文化使者”活动以青年视角讲述合作故事，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与认知差异，推动合作落地并消解认知偏见就是生动实践。

马丁·雅克：我认为中国需要保持耐心，且中国已经学会了这一点。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支持，比同一些国家进行单纯“针尖对麦芒”的反击更重要。

施寒微：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和长期的科研伙伴关系可以作出意义深远且持久的贡献。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其影响力来促进国际和平。更深入地开展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并促进世界各地学者参与对话，将有助于欧洲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同时实现全球开放性的对话。

结语：在“对华认知观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中，《环球时报》从全球南方国家、西方国家等角度，为您介绍了国际社会对华认知的现状，并邀请三位海外学者讲述了各国对华认知的历史经纬和地区特色。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加强对华的客观和深入认知，其意义不仅限于学术领域，更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