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

　　现代化=西方化，这是西方先发国家提供的“先验公式”。新自由主义者坚持现代性问题上的“霸权立场”，武断地宣示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唯此才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才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后发国家企图在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各大洲的现代化实践大体遵循了西方的“标准模板”，走上了“西方现代化在非洲”“西方现代化在拉美”“西方现代化在南亚”等道路，但迄今为止，鲜有成功的案例。

　　面对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中国必须要现代化，问题在于，如何通往现代化。从1840年到1919年，无数仁人志士在西方现代性的启发下，尝试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方案，但既没有收获比肩西方的现代化成果，也没有形成蕴含中国风骨的现代性文明。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在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耕文明形成降维打击优势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地受西方“先验公式”和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走上“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的道路。

　　所谓“西方现代化在中国”，或者说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就其形上意义而言，是指西方现代性观念对中国的支配；就其形下意义而言，是指西方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的主导；就其核心意旨而言，是指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失去了自主性，沦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西方现代化在中国”这段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形态，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第一种形态：实业先导型现代化。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丰腴的物质财富，全球市场成为现代器物的“竞技场”。近代伊始，中国人开始“向西看”。中国现代化开始时是以西方为目标的，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洋务派将眼光首先投向了西方的器物，将“富强”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工具合理性处于优先地位。清末外交家薛福成的主张具有代表性，“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器卫道的主张，表达了器可以通道、道依赖于器的思想。

　　19世纪下半叶，封建统治集团希冀兴办洋务以挽狂澜于既倒，企望振兴实业以扶大厦之将倾，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其实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尽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但甲午海战证明，兴办洋务无法通达现代中国。李达后来指出：“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单纯依靠器物的力量，无法将一个封建国家成功推向现代。

　　事实上，囿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之路，远未触及西方现代性的本质维度。如果将洋务运动定义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端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化不过是封建统治集团领导的“现代化”。封建统治集团意味着固守传统，现代化意味着扬弃传统、再造传统，二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要知道，西方现代化远不止表层的器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表层、中层、深层等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运动，循着器物铺就的道路不可能通往现代中国。

　　第二种形态：制度输入型现代化。以器卫道的现代化之路碰壁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士受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将目光瞄准了西方的现代制度，试图通过制度变革走向现代。19世纪末，维新派著书立说，同顽固派进行思想论战，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政治方略，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建学堂、兴科技，以西学代替中学、以新学代替旧学，宣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希祈清王朝走上君主立宪的西方道路。然而，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遂以失败告终。这表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之路无法通往现代中国。

　　维新派刚刚以失败退场，革命党人便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的局面，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植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的主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混战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完全背离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维新变法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主义，辛亥革命也未能从根本上结束封建主义。西方现代性作为对前现代的整体性反动，其价值内涵十分丰富。维新派、革命派抓住现代制度这个“法器”，将其作为通往现代的唯一道路，这显然过于简单偏颇。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制度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希冀通过制度植入建构中国的现代社会，实际上阉割了现代性的丰富内涵，也背离了现代性的生成逻辑。

　　第三种形态：文化改造型现代化。制度植入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是因为西方制度与中国的文化国情不相匹配。制度不过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制度的本体。政治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人从道德文化和思想方法上寻找原因，于是有了回应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只可能发生在思想文化变革之后，是思想文化变革的果实。”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果不变革，不从根基处冲击封建主义，不抵制尊孔复古的逆流，不伸张现代性价值，光靠照搬西方制度，社会是不能发展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思想家开始传播西学。“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升华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将其推进到国民性改造和文化精神重建的新高度，将目标定格为“民主、科学”。然而，“民主、科学”的运动口号，“民族、民权、民生”的建国方略，依然没有找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出路。文化改造的现代性之路尽管已经触及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内核，但如果不懂现代性只能从内部生成的历史辩证法，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总而言之，在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大潮中，西学东渐客观上激起了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冲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西学东渐对于现代中国的催化作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文明。西学成果进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日渐被动，传统学术框架“经、史、子、集”被颠覆，历经几千年形成的知识框架和解释逻辑逐渐失去了统合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初步确立。当中华文明以“古老”的姿态与现代西方文明相遇时，“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制度移植”“文化调和”等现代化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直至20世纪初叶，现代中国仍未出场。此时的中国，先哲圣贤确立的标准已经退出，通达现代中国的标准尚未出场，中国式现代化路在何方？历史在选择，人民在选择。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共同性课题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中国答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纲领。面对现代化之问，中国共产党是历经百年锤炼、经受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人，中国式现代化是经受文明选择和历史检验的唯一正确道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