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万存款在7天内被分批转走，为85岁母亲设置的技术围墙被逐一瓦解。11月初，王海将母亲遭电信诈骗的全过程发到网上，让他意外火了一把，他没料到自己的这篇文字，被网友们疯狂转发了好几天。

作为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软件工程师，王海在采访中没有掩盖他的无力感，“骗子天天在研究，他们的手段和技术随时在更新。”

王海介绍，现在骗子们已不再广撒网，而是通过专业团队进行心理操控，让受害者在恐惧与依赖中逐步交出财产控制权。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骗子们避开银行风控机制的新手段——从申请手机盾提升转账额度，到关闭动账通知、拦截验证码，每一步都设计的严丝合缝。

王海说，之所以写下这段遭遇，是因为许多家庭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如何在数字时代，为老人构建起一张放心的安全网，这个过程比想象的要更难、更长。

以下是王海的自述。

两通试探电话

我是一名52岁的软件工程师，大半辈子都在给软件加密，防止盗版。我的世界由代码和逻辑构成，我相信任何漏洞都可以通过设置一道“防火墙”来解决。直到今年夏天，我发现自己错了。我构建的技术防线，在电诈分子精心设置的圈套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

我母亲今年85岁。她30年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自此与社会渐渐脱节。如今，她沉浸的世界藏在手机屏幕里，每天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看各种真伪难辨的消息，并时常转发给我，分享一些“理财机会”和“养生秘诀”。我劝她少看，她不听，就愿意相信虚拟世界里的这些所谓“权威”。

危险的征兆，在6月底第一次出现。

那天下午，我在房间打游戏，听见她在隔壁一直打电话，语气焦急，还反复辩解着什么。我走过去询问，她捂住话筒，小声告诉我，是“抖音客服”，说她误点了一个保险链接，如果不按要求操作，每月会自动扣费几百元。我心头一沉，接过电话，直接质问对方身份。对方支吾几句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这是诈骗电话。”我对母亲说。可她将信将疑，嘴里嘟囔着：“可他说得挺真的……”

几天后，类似的情节再次上演。她收到一条“顺丰快递”的短信，说她的包裹已滞留，让她回拨一个号码处理。她照做后，电话那头又变成另一个“客服”。这一次，我在旁边听得真切，立刻上前打断，对着话筒严厉呵斥，对方又瞬间挂断电话。

短短一周，连续两次。我意识到，母亲可能已经被诈骗团伙锁定为“潜在目标”了，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拿起她的手机，帮她设置了三道技术防线：第一，在设置里开启“禁止安装非官方应用来源”，从根本上杜绝了木马病毒的植入；第二，设置呼叫限制，拦截所有陌生号码的来电；第三，启用短信过滤，屏蔽非联系人发来的信息。

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做完这一切，我有足够的自信，这三道关卡足以将那些电信骗子挡在门外。

“畅连”上的“陈科长”

7月初，母亲要回西安处理一套房子的出租事宜，之前的租客刚退租，她需要回去打理。让她独自远行，又刚好在被骗子盯上的档口，我本不情愿，但她执意要去，想到手机上已经完成了安全设置，我便没有强行阻止。

她到西安后，我们主要通过微信联系。7月19日，她发来信息：“你把我电话拦截了，租客都打不进来，房子怎么租？快给我解开。”

我立刻回复，态度坚决：“不能用电话。让租客加你微信联系。我之前跟你说过，那帮骗子已经盯上你了，很危险。”然而，说起那两个电话，母亲忍不住旧话重提，还在抱怨我“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天后，她去了小区附近的手机店，请店里的销售人员帮忙，解除了我设置的陌生来电拦截功能。

我构筑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瓦解了。随后的一切，如同精心编排的剧本，我的“防火墙”一步步被拆除。事后，根据母亲的回忆和报警记录，我拼凑出了这个噩梦的基本过程。

7月底，一个显示为“029-82328245”的西安本地座机号码打进了母亲的手机。对方自称是“西安市通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通知她：她的身份证信息被人冒用，涉嫌一桩高达300万元的重大诈骗案，情节严重，必须立即配合调查。

母亲慌了神，还没缓过来，电话被迅速转接到“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接下来，一个自称“陈科长”的人登场了。他通过一款名为“畅连”的APP与母亲进行视频通话。视频里，对方穿着“警服”，出示了“警官证”和“执法画面”，背景也设置成了公安机关办公室的样子。

他们警告母亲：此案属于“国家级机密”，正处于关键侦查阶段，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尤其是你的儿子”。他们声称，告诉自己的儿子只会害了他，而且他也被监控了。

这句话像一把锁，将母亲与我的联系彻底锁死了。接下来，恐惧和想要自证清白的急切，完全支配了母亲，她开始积极配合“调查”。

7月30日，对方以“配合公安调查”为由，让母亲购买了另一部手机——他们称这是“办案专用机”。他们要求母亲每天准时在手机专有的“畅连”app上进行“视频签到”和“通话打卡”，汇报当天情况，并随时接受“工作指示”。在密集的“工作指令”间隙，他们也会穿插几句关心的话，“吃饭了吗？”“天气热，注意防暑。”“早点休息。”

绕过银行风控系统

骗子的总攻，在8月4日早上9点发起。那天，“陈科长”通过手机上的“畅连”APP，与母亲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视频通话。在视频的实时指导下，骗子命令她：首先，解开之前手机上“禁止安装非官方应用”的设置。其次，在手机上安装“百度网盘”（显示上午9点29分完成）。最后，通过网盘下载并安装一个名为“银监局9.06”的软件（显示上午9点45分完成）。

这个“银监局9.06”，正是一个设计精良的木马程序。它能绕过手机自带杀毒软件的检测，一旦安装，就等于将手机的完全控制权拱手让给他人。8月6日到7日两天，骗子通过木马远程操作，将母亲的三笔理财资金，全部赎回到了她名下的银行卡内。

在8月4日控制母亲的手机之后，骗子从我母亲口中套取了她所有的密码：支付宝支付密码、中国银行银行卡密码、手机银行登录密码。剩下最后的障碍，就是银行的风险控制系统。

我后来在手机银行的日志里，看到了骗子是如何一步步避开银行风控系统的：第一步，申请手机盾。这是银行的高等级安全工具，相当于一个“数字U盾”。未绑定前，单日转账限额是五万元；绑定后，限额直接提升至一百万元。这是为了一次性转走大额资金。第二步，进行安全因子设定。将默认验证方式设置为“手机交易码（短信验证码）+手机盾”，避免触发其他更复杂的验证。第三步，关闭动账消息推送服务。银行的动账通知支持推送至微信，关闭它是为了防止我通过微信看到转账提醒，从而败露行迹。

木马程序可以实时拦截所有的短信验证码。于是，“手机交易码”这道屏障形同虚设。而“手机盾”的授权，在骗子远程操控她手机的过程中，也被轻松完成。至此，银行风控系统的所有警报都被掐断。

8月11日和13日，当理财资金悉数到账后，骗子再次通过视频通话“指导”母亲（其实是在她看不见的后台直接操作），分三笔将95万元存款转入多个陌生账户。整个转账过程，没有触发任何有效的风险警告。最后，他们还删除了母亲手机上的通话与短信记录，抹除作案痕迹。

接下来母亲仍然每天登录“畅连”APP打卡签到，直到两个月后，母亲发现长时间“打卡”，对方却不再回应，才终于起了疑心。她试着给广州公安局打电话查询，对方告知她并无此事，也并无“陈科长”这个人。直到这一刻，她才如梦初醒……  

我犯下的错误

事后经过复盘，我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的全貌。我做的所有手机安全设置，在骗子“指导”母亲自行解除的那一刻，就全部失效了。技术防线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无法抵抗人性的弱点。

我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比如，以为设置了手机安全屏障就万事大吉了，忽略了最根本的——人的心理。我只是警告母亲“那是骗子”，却没有耐心去理解她为何会相信对方，没有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讲清骗局的原理。我的干涉，反而让她觉得我不尊重她，把她当小孩，从而在骗子要求“保密”时，更倾向于听从所谓“权威”的警察，而非自己“不客气”的儿子。

我也低估了对手：我以为骗子只是广撒网的小毛贼，没充分意识到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精通技术和心理的“专业团队”。与我母亲联系的并非一人，而是一个至少有十几人的团队，分别扮演“通讯管理局”“警官”“科长”等多重角色，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前期试探（6月底的两次电话），摸清了母亲容易紧张、急于自证的性格特点，然后发起了连续的攻击。

技术上，他们对银行风控规则的了解也超出了我的认知。从申请手机盾突破限额，到关闭微信动账通知防止暴露，再到利用“畅连”App规避监测……“心理操控”更是他们擅长的领域，通过要求购买专用手机、每日视频打卡、实时嘘寒问暖，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高压的“办案环境”，将母亲的心理状态与外界隔离。

母亲并不是真心信任那些骗子。她后来告诉我，她是太害怕了。一辈子安分守己，突然被卷入“惊天大案”，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配合调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迷信“警察”的权威，而骗子完美地扮演并利用了这种权威。她想证明“我没做错事”的执念，反而让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新骗局又来了

这场悲剧，并非孤立事件，它是母亲长期陷入各种骗局的一个高潮。

五六年前，她就被一个理财骗局卷走了5万元。当时，她在网上看到一个名为“理财羊”的项目，对方用“羊群效应”“稳赚不赔”等话术包装，在没有与我商量的情况下，分几次投入了共计5万元，不到半年，那个所谓的理财平台便无法打开了。

这些年她还经常陷入“老年保健品”的套路，家里至今还堆满她买来的各类“根治”老年慢性病、“延年益寿”的保健品，许多连包装都没拆。她总是抱着“万一有用”的心态，一次次掏钱。

就在这几天，她又陷入了一个新的骗局。有人在网上联系她，夸她声音条件好，是难得的配音人才，邀请她参加“配音培训”，承诺每配一次音给她50元报酬。这完全精准击中了她渴望被认可的心理。她开始认真学习使用复杂的配音软件，还问我应该怎么操作。

我一看就知道，这又是换汤不换药的套路。前期用小额报酬和虚假的赞美建立信任，一旦她彻底投入，对方就会要求她“投资专业设备”，以便承接“报酬更高”的项目。

我试图拆穿它：“妈，这是骗你的。接下来就会让你买设备、交学费了。”

母亲却表现出不悦：“你怎么总把人心想得那么坏？我学点新东西，发挥点余热，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什么都不做，你就高兴了？”

我无言以对，带她去了派出所，希望民警的话她能听进去。民警很忙，简单说了一下，递给她几张防诈宣传单。她接过宣传单，态度恭敬，但我知道，上面提醒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进入她的心里。她相信穿制服的民警，却不相信民警反复强调的防骗知识。她更愿意相信手机里那个素未谋面、对她嘘寒问暖的“配音导师”。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这种无力感，比被骗95万更让我窒息。作为儿子，我无数次试图说服她，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技术手段、口头警告、寻求权威协助……但效果甚微。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墙。我说的，她不信；她信的，我无法理解。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我始终无法在母亲的心里装上一套“杀毒软件”。

我给母亲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用于日常对外联系，这个号码是用我的主卡办理的副卡。而她名下所有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仍然绑定在那个旧的、由我来管理的手机号码。这样，任何涉及银行转账的短信验证码，都会发到我的手机上。理论上，这能实现资金的“共管”。

但我知道这终究是权宜之计。我能锁住她的钱袋，却锁不住外界对她的诱惑，她能为了租房便利就轻易解除我对手机的设置，未来也可能在别的诱惑下，想出别的办法来绕过我现在设下的限制。（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海使用化名）

来源：北京青年报值班编辑：严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