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19世纪的欧洲医学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观念，认为女性的身体由一个躁动不安的子宫所控制，而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性以及她所有无法解释的病症都被归咎于这个“任性游荡”的器官。甚至有一种说法称，若火车时速超过50英里，女性乘客的子宫就可能“飞出窗外”。这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观点，在当时却被许多医学权威奉为科学事实。女性的健康问题常常被简单归因于生殖系统的异常，而她们的社会角色和身体自主权，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严重剥夺。

奥利维娅·坎贝尔的《女医生的诞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了对三位19世纪女性医学先驱者——布莱克韦尔、莉齐和索菲娅故事的叙述。书中深入剖析了当时医学界的一种倾向：将女性多种身体不适与痛苦简单归因于生殖系统问题。这类观点以“科学”面貌出现，却实质上掩盖了女性在艰苦劳动环境、社会压迫及经济困境中所承受的真实健康威胁，并成为将女性排除在专业医学领域外的有力借口。当医学权威强调女性天然受限于生殖角色时，将其排除于医学殿堂之外便获得了合理性。正如书中所提到“厌女症和性别歧视现在披上了一层闪亮的‘科学’外衣”，这种将女性病理化的“科学”话语，构成了三位女医生必须面对的铜墙铁壁。三位先驱要对抗的不仅是个别保守派，而是一整套将性别歧视合理化的知识体系。她们的抗争因而也具有了更深层的知识颠覆与体制重构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莱克韦尔、莉齐和索菲娅等人勇敢地闯入医学界，她们的处境依然充满矛盾与局限。例如，她们通常被鼓励从事妇幼科或护理工作，而非外科或内科等“更属于男性”的领域；她们的医学实践也常常被污名化为“不雅”或“不合礼仪”。即便获得行医资格，她们依然要面对来自同行、公众甚至患者的质疑与排斥。这些局限并非个人能力的不足，而更多反映了时代结构的制约。

坎贝尔并未将三位女性简单地塑造成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客观地呈现了她们在体制内挣扎与妥协的现实。她们不得不在男性主导的学术和医疗体系中寻找缝隙、建立联盟，甚至偶尔迎合当时的性别规范，以换取更多的执业与教育空间。这种策略性的进退，反映出早期女医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平衡。

而真正令人深思的是，她们逐渐意识到单靠个人成就无法改变系统性的不平等。当布莱克韦尔毕业后，目睹母校因招收女性而遭抨击、最终再次禁止女性入学，当莉齐发现大量伦敦妇女死于工伤、毒物接触、分娩意外和家庭暴力的现实，当索菲娅面对爱丁堡女学生被拒之门外的现实，她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在扭曲的医疗体系面前，单一个体的医术再精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这种觉醒催生了她们向公共卫生与医学教育的战略转向。布莱克韦尔创办的纽约妇幼保健院开创性地为女性创造了大量医疗岗位；莉齐通过持续在权威医学期刊发声，以学术影响力重塑医疗界的性别格局；索菲娅领导创办的伦敦女子医学院不仅培养医生，更孕育了一批能够挑战医学偏见的改革者。她们不再满足于成为体制内的例外，而是决心重塑体制本身——当纽约妇幼保健院的女医生们首次独立执掌门诊，当莉齐的论文引发医学界对女性健康的重新思考，当伦敦女子医学院的毕业生开始在各个医院执业，她们实现的不仅是职业突破，更是一场医疗话语权的革命。

医学史的书写从来都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权力与话语的角逐。曾经被归因于“生理注定”的女性痛苦，其实往往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身体上的烙印。真正的疾病从来不在女性的子宫里，而在这个拒绝倾听女性声音的医疗体系中。而当医学体系漠视一半人类之时，它所失去的不仅是可能的治愈者，更会损害对生命本身完整性的公正理解。

今天，当我们在诊室平静地接受女医生的检查时，我们或许已经忘记，这样一个平常的景象，背后是一场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不仅仅是性别的平等，更是医学回归其本质的一次努力——唯有当医学真正尊重每一个身体的自主性，它才能实现救死扶伤的初心。当医学从性别偏见中解放之时，既是女性的胜利，更是科学真正认识生命的开端。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