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立法为民是中国古代立法思想的核心。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山人，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他目睹晚明政治腐败和明王朝覆灭。有感于乱世民生之艰、专制之弊，黄宗羲撰写了流传后世的不朽巨著《明夷待访录》。在该著作的《原法》篇中，他提出并阐释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天下”指天下苍生，“天下之法”就是为保障天下苍生福祉所立之法。

　　黄宗羲之所以提出立法为民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晚年在自题画像中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少年为党人、中年作游侠、老年归儒林，这不但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立法为民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少年时，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民生困苦。虽世事混沌，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黄宗羲明辨是非，坚守道义，自幼就立志为天下苍生做一番事业。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曾与明代依附宦官权势的官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不幸的是，黄宗羲17岁时，其父被阉党迫害致死。但他并未沉沦，在崇祯皇帝为其父平反冤案时，他当廷以铁锥刺伤杀父仇人，被世人赞誉为“姚江黄孝子”。可见，黄宗羲从小就有伸张正义的决心和勇气。

　　中年时，黄宗羲举兵抗清未果，最终灰心于政治。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北方政权陷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但弘光皇帝并未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而是整日声色犬马、任用奸臣，南明政权继续腐败沉沦。黄宗羲为挽救危局四处奔走抗清，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时局和腐败无能的政权，纵使一腔热血，也深感无力回天。

　　老年时，黄宗羲寄情学术，潜心著述。抗清失败后，他回到余姚老家开坛讲学、著书立说，写就《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孟子师说》等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历史学家侯外庐将其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的代表，认为其思想蕴含着现代政治中平等观念的萌芽。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最具现代法治启示意义。他在书中阐释了古代政治的核心概念，提出一套系统的国家治理方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宗羲十分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专设《原法》篇以阐明立法为民的道理。

　　黄宗羲认为，法是决定国家治乱兴替的根本。天下之治乱并不由其他因素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良法。三代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古代圣王关心民生，制定了治世良法；而三代之后历朝历代之所以衰败，则是因为后世之君未能以良法治理国家。他主张先有良法，而后有贤能之人施政，唯有如此，国家才能繁荣、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富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写下了著名论断：“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将“治法”置于“治人”之前，强调法的作用。

　　黄宗羲还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在《原法》篇中，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苍生所立之法。创立“天下之法”的君主若时刻心系百姓，便能使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根本不用担心天下易主。与之相反，“一家之法”是后世君主为巩固一家一姓之统治而立之法。他们将国家视为私产，立法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百姓安危，这种法并不能使政权稳固。即便是汉高祖刘邦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未能做到立法为民。黄宗羲认为，“一家之法”是恶法，甚至不能称之为法，直言道：“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在黄宗羲看来，制定“天下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王都是具有恻隐、爱人之心的立法者。他们懂得百姓的实际需要：百姓不能缺粮，就分地种田；百姓不能缺衣，就分地种桑麻；百姓需要教化，就设学校，让其接受教育；其他制度也都以保障民生为出发点。在黄宗羲看来，“天下之法”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良法，它能让百姓吃饱穿暖、受到教育，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可见，黄宗羲并未拘泥于一朝一代的政治得失，而是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领悟了国家若要繁荣富强，就必须依靠良法进行治理的道理。而所谓良法，正是以立法为民为原则所立之法。

　　当人们以现代法治视角回望古代法思想时，《明夷待访录》的前瞻性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其被视为中国古代极具进步意义的法学著作。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赞道：“《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诸篇，几夺卢梭《民约》之席；《原法》以下诸篇，亦厘然有法治之精神。”时至今日，黄宗羲的立法思想仍闪耀着光辉，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