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没有民法？从法典形态上看确实没有，因为历史上不存在被称为“民法”或“物权法”“合同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的法典。但从实在规则上来讲，古代是有民法的，历朝历代有很多调整后世谓之民商事关系如户婚、田土、钱债、继承的规范；加之家事国事无所不预且自成体系的“礼”以及民间习惯法，不能不承认古代的民事法规范是客观存在的。在古人看来，国家社会的一切规矩都是于“民”的“法”。在古汉语中，“民”或“人民”是国家的管理对象。我们的祖先并未从“公民”“市民”的双重身份意义来理解和阐释“民”的身份。西方“市民法”意义上的“民法”概念和观念，在我国古代社会基本是没有的。

　　那么，古语中有“民法”一词吗？有。《大学》有语“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韩诗外传》有语“行可以为民法，民从是行也”，但均指“人民效法的榜样”，而不是今天“民法”的意思。但臣民生活的规矩或章法是客观存在的，这些规矩、章法中，哪些是刑事法，哪些是民事法，哪些是公法，哪些是私法，古人心中是没有多少区分的，反正一切规范都是上位者制定出来的管民之法。

　　作为管民的法，在历朝历代有千差万别，调整事务各不相同。古人没有部门法分类及公私法分类的概念或认知，但为了理解需要，可以按照今天的标准进行分类。古代主要处理百姓之间户婚、田土、钱债、继承等关系事务的法规、礼和习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私法或民事法。这个民事法的规模庞大，成文的、不成文的都有，但要理清传统民事法的规范体系及相互关系很艰难。

　　如何认识这一规范体系？关键要查明中国人脑海中的“民事法印象”。历代百姓一般没有民事法的概念，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规则也记不住几条。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心中早已树立了传统民事法的四大价值支柱，即“做君子”（或曰“为仁人”）、“以直报”、“过日子”、“做生意”，这是中国传统民事秩序的四大基本支撑理念。

　　“做君子”（或曰“为仁人”），被视为传统民事主体的修养。它强调以“修身”即保全并弘扬“良知良能”的方式，培养民商事秩序所需的适格主体。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出发，“为仁人”“做君子”并非只是有位者的任务，而是每个人的任务。这种以伦理素质和德行修养为核心的适格民事主体标准，与西方强调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权利代行和保障为核心的民商事主体观念大不一样。

　　“以直报”，是支撑传统民事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每个人的最大义务是以适当方式回“报”（回应、报答）一切外来行为。孔子所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总原则。具体说来，首先是报恩父母和老师，此为“仁”的起点或基础（“亲亲仁也”“事师如父”）；其次是报恩君国（“移孝作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再次是报恩天地，“参天地赞化育”。除对天地君亲师五者（有恩于己者）应该“以德报”（报恩）之外，对其他身份大致平行者都应该“直报”——正当、正直、合理地回报。广义的“直报”，当然包括“报德”“报怨”两方面——对任何有恩于己者“以德报德”；对任何伤害、怨恨己者“以直报怨”。既然对“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父母仍可用“事父母几谏”（即委婉批评劝谏）的方式进行“直报”，对君王可以用“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方式进行“直报”，那么对施加不义于己的人进行“以直报怨”的回报（正常报复、追责、控告、制裁），就是天经地义了。这可以视为古人维护权益、处理纠纷的第一法则。直报，当然也包括为相关民事行为追索损害赔偿、追究违约责任等。

　　“过日子”，是支撑传统亲属继承的基本价值理念。过日子的要害在“齐家”，就是以家或亲属关系为国家社会一切关系的模板或蓝本，关键是每个人在“家”和“国”（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家”）中扮演合于“礼”（“理”）的角色，履行作为成员在家或亲属关系中应尽的义务。“一切为了和睦过日子”的原则形成了传统民事规则的核心，要求每个人在家或亲属关系中“恪尽职守”“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恪尽为夫为妻、为父为子、为祖为孙、为兄为弟、为君为臣、为官为民的角色义务，就是理想的民事关系。在古人心目中，这些关系本质上都是“家人”关系，本无公私之分。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民事关系，不是“人各维权”的关系，而是“人各尽职”的关系。

　　“做生意”，是传统家事之外百姓之间进行经济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这是讲在亲属关系外如何与他人（无先天伦理关系之人）互通有无、互相扶持的问题。主要与商事有关，但不仅指近代所谓的商事，也包括今日所谓民事的一部分。“做生意”其实最初也许是“做生易”，即做生活必需品和劳务的交易。“易”字原为“日”“月”二字合成，古人以日月之间的变换为易，后引申为交易，这可能超过近代以来所谓“民商事”的概念。“生意（易）”的概念当然包括人与人相依生存、平等互助交易的意旨。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法则，“朋友有信”“民无信不立”，即诚实信用原则当然是第一法则。古代中国的商事观念以“互通有无”为本，“通”就是“仁”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具体体现，“通”体现了“互助”和“仁爱”。所以，古人认定“商为仁术”，而不仅仅以其为货殖生财之术。

　　这四个方面在儒学精神的统摄下，构成一个有机的价值理念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民商事秩序与实际规则格局。这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理念、秩序、体系，与古希腊罗马至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民商事传统大为不同。唯有理解这种独具特质的“民法”形态，方能把握传统法律精神、洞察中西法治差异。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