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窗口转来一沓卷宗时，我随手翻开诉状——诉讼请求一栏赫然写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312.26元。”我不由得一愣，这数字在动辄上万的诉讼标的里显得格外突兀。再看案由，是某医院诉患者补缴医疗费纠纷，而该笔费用发生在2022年初。

“三百多块钱，拖了三年才起诉？”我心里泛起嘀咕。这不像是恶意拖欠，倒像是被遗忘在某个角落的陈年旧账。或许，背后藏着什么说不清的缘由。

我按程序尝试联系被告，可原告提供的电话像断了线的风筝——连续一周，不是忙音就是转接语音助手。这种“失联”更坚定了我的直觉：这不是普通的欠费纠纷。

我把医院代理律师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案情不复杂，但是当事人联系不上，咱们都再试试。另外，跟医院调一下被告当年的缴费记录吧，看看整体缴费情况。”账单打印出来的那一刻，真相浮出水面：患者曾在该院进行手术，前期已缴纳医疗费七万余元，这312.26元是最后一笔未结清的零头。

“再尝试翻翻病历和门诊档案，看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我对律师说，“三百多块钱的案子，公告费还有400元，比诉讼标的额还高，再努力一次。当然，公告费肯定是败诉方承担。”

两周后，律师终于带来了新号码。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但很快发现，这只是另一道难关的开始。

法官：“你好，这边是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关于XX医院起诉您补缴医疗费的事……”

被告：“你们怎么回事，天天发短信打电话，你说你是法院的，谁能证明？现在天天有人发短信让我缴费......”

我话音未落，对面传来警惕的声音。后续几次沟通，她答应来法院取材料却迟迟不见人影。直到某天，医院代理律师突然来电：“法官，被告把剩余的医疗费交了。”我心头一松，以为这场波折终于画上句号。

谁知我联系被告确认时，她语气更加抵触：“你们天天换号码催钱，我分不清真假，三百多块我认了，但让我签字确认，不可能。”

我意识到，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场信任危机。在电信诈骗高发的今天，法院的正式通知反而成了“可疑信号”。

我放缓语速，一字一句报出她的就诊ID、手术名称、用药明细……最后说：“如果您还不放心，可以来法院一趟，我们面对面核对，或者告诉我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终于答应：“好，我下午过来。”

当她真正坐在我对面，翻看盖有公章的诉状和病历复印件时，紧绷的表情渐渐松弛，最后不好意思地笑了：“法官，真对不住……我三年前确实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我也不会拖欠医院的医疗费，这些信息都对得上。现在骗子太多了，我实在是不敢贸然确认些什么事情……”

送走她时，窗外已是黄昏。这个标的额不足公告费的案子，却让我感受到比大案更重的分量——它考验的不是法律适用的精准，而是司法如何穿透信任的壁垒。

在价值失衡的案件里，多打一个电话、多解释一句、多跑一趟腿，看似“不经济”，却是“如我在诉”最朴素的诠释。当当事人笑着说“我错怪你们了”时，那份对司法的信任，远比一纸判决来得珍贵。

这312.26元，结清的不只是三年前的医疗费，更是一场关于公正与温度的信任验证。而法官的“最后一劝”，有时候不过是把冰冷的程序，焐成有温度的对话。

作者| 张令怡

编辑| 李娟

责编| 马宁

审核| 姚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