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话剧“四大名旦”合影，右起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雁冰

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经常大雾弥漫，阻挡了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就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坚持了四届，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南岸黄桷垭（今南岸区南山街道联合村）苦竹林，虽名不见经传，但在20世纪40年代，这里诞生的一个组织，却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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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炮而红

1941年春季，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还加紧对文化控制，不准电影工作者拍片。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让人们噤若寒蝉。

当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重庆近来像一座‘死城’，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

针对这种情况，戏剧界人士提出，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

于是，郭沫若找来阳翰笙，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和团体，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创立一家民营剧团。推动进步的戏剧运动。”

1940年4月，郭沫若、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修一座专门用于话剧演出的剧场。1941年4月，抗建堂竣工启用，这就有了演出场地的基础。1940年，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的话剧《雾重庆》上演，成功的案例也有了。

阳翰笙问经费怎么办？郭沫若说这个不用担心，“周恩来同志批准拨付了3000元。”

阳翰笙又问有什么要求？郭沫若告诉他：一、组织一个企业剧团，演员不脱离原单位，生活上有保证。二、演出剧目，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通过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办法进行战斗。三、出面的领头人，既要听党的话，政治色彩又不能太浓；既要业务真正懂行，又要有组织活动的才能。

阳翰笙拟出初步方案，给剧团取名为“陪都戏剧之家”，并于1941年4月与陈鲤庭、陈白尘等人，经过一番“密谋”细化后，便开始行动。

首先是挑选出面的领头人。经过审慎研究，最后选中了应云卫。应云卫从事戏剧运动20多年，艺术上有水平、有经验、有才华。社会关系多、办法也多、敢于冒险犯难，还有一套对付恶势力的经验。他是公认的组织剧社的干才，由他出面最为合适。征求意见时，应云卫也欣然同意。

接着就是组建核心班子。由阳翰笙、应云卫等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陈白尘、陈鲤庭（兼导演）、辛汉文（兼管艺委会）、刘裕民（兼剧务）、贺孟斧（兼导演）、孟君谋（兼总务）组成理事会，应云卫任理事长，陈白尘兼任秘书长。社员有赵慧琛、秦怡、沈硕甫、苏绘等约20人，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固定在剧社工作的不足30人。

对于人手不够的问题，他们也想好了办法：在演出时，特约官办团体的朋友来支援，比如白杨、舒绣文、顾而已、张瑞芳、金山等著名演员。

1941年5月，“陪都戏剧之家”在南岸黄桷垭苦竹林一所简易的民房正式成立。

1941年6月，剧团首演由剧作家许幸之根据世界名著《茶花女》改编的话剧《天长地久》，由应云卫导演、白杨主演，在国泰影剧院连演四场，引起轰动。

郭沫若也来看戏，结束后到后台同演员交流，“我连看两场过足了戏瘾，你们都是大牌，各有千秋。观众中有个群体特别惹人眼球，不知（你们）注意到没？”

大家诧异。原来，大街小巷的理发师对此剧很有兴趣，是想把剧中的时髦发型学到手，然后好借此赚钱。

于是，郭沫若把“理发师来坐满楼”写入题诗中，并提议将剧社更名为“中华剧艺社”，人们简称“中艺”。

1941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刊发启事：“本报为纪念双十节及戏剧节，发行增刊合出一大张半，零售二角，订户不另加价，希各界读者注意为荷。”次日，“中艺”第一部戏《大地回春》公演，拉开了“雾季公演”的序幕。

《大地回春》是陈白尘编剧、应云卫导演的五幕话剧。演员有秦怡、路曦、顾而已、项堃、吴茵、施超等。秦怡和路曦轮流担任女主角，饰演一位父亲是民族资本家、丈夫是小学教师的少妇。《大地回春》公演后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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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前行

剧社的开办经费，用来购置道具、化妆等必需品后，已所剩无几。没开演前，更是拮据，因为没有票房收入。剧社工作人员没有固定工资，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零花钱。剧社每天开两餐大锅饭，只有演出日才在夜间加一顿热汤面。

大家穷得买不起衣服，很多男演员没有衬裤，就用旧幕布剪来缝制。无论是演员、导演、编剧，还是一般的舞台工作人员，大家轮流值班，上街买菜、跑腿打杂、烧火煮饭。

白天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骚扰。有一次，大家凑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斤肉来打“牙祭”。可谁知刚把肉丢进锅里，空袭警报就响了，大家躲在一个废弃的小煤窑里，只听到外面“轰轰”的炸弹爆炸声。等警报解除后，跑出来一看，煮肉的锅已被炸翻。

《大地回春》公演后，连续几个月场场客满，剧社的收入也逐步增加。但钱还没到手，就被当局以各种名目和手段讹诈去了。首先剧社要支付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以及救济捐、防空捐、娱乐捐等。这些苛捐杂税加起来，居然是票房收入的一倍。

除了经济上的灾难，还有军警宪特地痞流氓等横行不法。他们专以白看戏为能事，你如要票，他就寻衅闹事，甚至殴打、侮辱演员，让你演不成。

更令人气愤的是，所谓的“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规定，每个演员必须有一张“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身份证，方能登台演出，否则就要被“取缔”。担任前台主任的沈硕甫没法，只能忍着满腹怨恨，悄悄地把这些“身份证”办了，又悄悄地统管起来，不让演员们知道。一怕他们经受不起精神上的打击，二怕他们抗议、罢演，剧团就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了。

不久，不少“中艺”成员因贫穷而病倒，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著名导演贺孟斧，导演了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归人》。1945年去世时才35岁，令人唏嘘。

37岁的沈硕甫，在一个晚上倒在了街头。一张破席子裹着他枯瘦如柴的身体，除了外面一套为了撑门面的西装外，里面的衣裤破烂得如同乞丐。

“中艺”为沈硕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郭沫若走在队伍最前面，应云卫和陈白尘手执横幅紧随其后，应云卫年仅六岁的次子应大白手捧灵位充当孝子。因为，孤苦伶仃的沈硕甫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大家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毅地生活着，乐观地战斗着。秦怡和熊辉无以抵御腹中的饥饿，便整日以唱歌为乐。秦怡说：“那些日子，‘中艺’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阵地，我们抗战的武器，我们的艺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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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奉献

演员们住的是陋室危房，吃的是粗粮，用的是浑浊的水，可是他们充满了真诚的友谊、乐观的情绪。

无论是“中艺”社员，还是特约演员，都有一种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劲头。为不断创造出美好的精神产品，为演出成功，大家都舍得花大气力、下大功夫。他们三天排一出三幕大戏、五天排一出五幕大戏，此外还担负着为附近学校义务排演、导演话剧的任务。

“中艺”社演出的第二个剧目是《天国春秋》，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该剧无情鞭挞了韦昌辉搞阴谋破坏太平天国团结、导致革命失败的罪行，引起很大反响。每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席上都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天国春秋》的上演，再次轰动了山城。但由于“中艺”社刚成立不久，政治环境险恶，周恩来指示少对此剧作报道、作评论，充分相信群众的鉴赏力。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严密控制和层层审查下，郭沫若以借古鉴今的艺术手法，连续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等慷慨悲歌的历史剧，形成持续性轰动效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2年4月3日，《屈原》正式上演。陈鲤庭导演，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施超、孙坚白、张逸生等著名演员参演。演出又一次取得巨大成功。

为了感谢演员们的辛劳，郭沫若写了《十四绝·赠演员诸友》。周恩来为“中艺”举行庆祝晚会，并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

这时，“中艺”已从南岸迁移到重庆市中区，地址位于国泰大戏院(今和平电影院)附近。除继续演出上述剧目外，还演出《面子问题》(老舍编)、《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编)、《长夜行》(于伶编)、《战斗的女性》(石凌鹤编)、《岁寒图》和《石达开》(陈白尘编)……

“中艺”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百般刁难。1943年春，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中艺”转移到川西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重庆。

在“雾季公演”中，“中艺”先后上演了夏衍的《愁城记》和《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家》、沈浮的《重庆24小时》等近20个优秀剧目，占了四届“雾季公演”28个剧社（团、队）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的近1/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艺”以历史隐喻笔法，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反动阴谋，对配合抗日民主运动和打击反动文化逆流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将永远载入中国话剧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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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寻踪

“中艺”旧址坐落在南岸黄桷垭苦竹林和尚窑，原是一座废弃的煤矿遗址。

旧址按川东民居风格修建，一楼一底，坐东朝西，三合院布局，土木结构。沧桑斑驳的墙面上，镌刻着被风霜雪雨冲刷后的痕迹。小青瓦，坡屋面、宽屋檐、挑梁上翘，宽敞的走廊，全靠五根粗壮圆木支撑着，层高约8米。在条石保坎上方，高耸着五间正房，左右两边各配有两间厢房，建筑面积有300多平方米，室内有吊顶。

周边绿树成荫，花木掩映，鸟语花香，四季常青，山涧溪水潺潺。特别是屋前那棵古老的黄葛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为演职员们提供了遮阴纳凉的好去处。

剧社前边，是一块视野开阔的平坝，有600多平方米，是和尚窑倾倒煤矸石的地方，被打造成一个排练场。平坝下方有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小路，在小路右侧的土坎下，坐落着一排穿斗式木构架的旧瓦房，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这排穿斗房，当年就是为解决剧社的编辑、导演、演员们居住而修建的。后来，房屋因开发建设而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