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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斯人不再兮，形影依依；

故友行远兮，情思不已。

2024年11月28日清晨，汉宁先生发来微信：“一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敬爱的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教授昨夜在奥斯陆去世。……”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随即给汉宁回信：

这实在是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深切怀念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教授！我们视他为导师和朋友，对他充满敬慕感佩之情！他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北欧斗士”垂名史册。请向他的夫人和家人转达我们由衷的哀悼。

汉宁来自挪威，是埃里克森教授的学生，在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处工作，长年往返于奥斯陆和北京，有时也来上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 1962-2024）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是继巴特（Fredrik Barth 1928-2016）之后北欧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当代欧洲最具学术和社会影响的学者之一。

我早先读过埃里克森的著作，与他相识是2018年，自那以后保持着电邮联系，真正面对面交往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且不可磨灭的。

一

2018年1月，我和范丽珠赴挪威，访问滨临北海的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在社会人类学系，我们与一批新老朋友相聚。会见，座谈，演讲，走访社区，参观博物馆，家庭聚会，……匆匆几天过去。

早在我们筹划行程的时候，卑大的老朋友古纳（Gunnar Haaland）教授提议：“如果你们打算回程在奥斯陆停留，我建议，不妨见一见奥斯陆大学的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教授，他是当今北欧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你们要是有意，我来为你们牵线。” 如此友好的提议，我们欣然接受了。

从卑尔根飞抵奥斯陆，已近黄昏，在去宾馆的路上，开始飘雪。第二天清晨，窗外一片银装素裹，我们踏雪在住处周围看了看市容，赶在11点之前来到Majorstuen地铁站的“SamsonCafe”咖啡馆，那是约会的地点。其实，在我们停留奥斯陆的那两天，埃里克森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紧，但他仍然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与我们见面。选择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离他日程中下一项活动的地方比较近。

我们刚坐下一会儿，埃里克森也到了。他看上去略显清瘦，约莫一米七〇至一米七五的个子，在普遍人高马大的北欧人当中算是体型偏弱的，但从步态和神情看，十分干练。几句寒暄以后，我们的话题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埃里克森介绍了他新近完成的研究项目“过热：全球化的三大危机”（Overheating: The Three Crises of Globalization），表达了他对当今全球化发展中产生的某些“过热”现象的关注。我们则讲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尤其是我们刚发表的一些案例研究。当然，咖啡桌前的闲聊并没有什么“边界”，只要感觉投机，无论信马由缰，抑或默然相视，都会有融洽的气氛。

2018年1月，笔者与埃里克森在奥斯陆咖啡馆。

大约11点40分，埃里克森的几个研究生陆续来到咖啡馆。我们继续聊了一会儿，埃里克森便要带着学生赶下一个场子了，记得是去参加一个听证会之类的活动。

握手道别，埃里克森挨近我，压低嗓音，十分平静地说：“你可能知道，我患有癌症。”

“是的，”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古纳教授曾经提及他的健康情况），说道，“但你看起来相当好。请多保重！” 或许是出于下意识，我俩同时紧了紧握着的手。

二

再次与埃里克森教授交往是三个月以后。2018年4月，我们在考虑秋学期（十月中旬）举办“张祥华学术讲座”的人选，斟酌再三，决定邀请埃里克森教授。埃里克森复函一口应允前来复旦大学做讲座，并说其夫人将同行，一起看看中国。这让我们很高兴，毕竟埃里克森仍处于康复之中，往返有夫人陪同，我们放心多了。关于讲座的主题，我们根据埃里克森的研究领域和我们关注的问题，给了几个宽泛的选题 —— 族群，认同，全球对话。他确定的题目是“21世纪身份认同的双刃剑”（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并附上一份详细的摘要。

巧合的是，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复旦“一带一路”研究院筹备2018年度论坛，希望邀请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参加，会期也在十月份，正是埃里克森来访的那几天。于是，我们给埃里克森去信，协商是否可能应邀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并发言。信中说明两点：如果他来不及专门准备会议论文，就围绕“新世纪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发言，也很切合“一带一路”论坛的主题；另外，他来访时间有限，只需参加有他发言的那一场就可以退出论坛，以便给他腾出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

埃里克森回信，欣然接受复旦论坛的邀请，说“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事项之一，这样的机会不应错过，他准备既发表论文也全程参会，论文选题为“集装箱船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他曾经在“过热”项目中研究过的问题，但从未公开发表过。同时，他还提出：“如果你们有其他事情需要我做，例如，与复旦的学生座谈，我也十分乐意。”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著名学者，疾病缠身，仍以如此认真、热情、主动的态度投入学术和交流，令人心动。

与此同时，一位在奥斯陆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的中国学者，回国后在成都工作，与埃里克森联系，邀请他“顺访”成都，看看中国的西南地区。为此，埃里克森扩展了行程计划，并在来信中说：“感到非常兴奋，期待着更多了解中国，更多了解中国的人类学！”（Very excited about this,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anthropology!）

此后几个星期，通过频繁的邮件往来，办妥了埃里克森来访的相关文件，并将行程和访问的细节逐项落实。到六月初，一切就绪。下一步将是启程前的联络工作，那要等到十月初。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月19日，收到埃里克森从医院病床上发来的邮件：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这封邮件，怀着突发奇迹（病情好转）的希望，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你所知，我的健康状况不很好，过去几个星期急剧恶化。我住院了，症状严重，医生无法控制病情，…… 由此带来很坏的消息 —— 对你来说，对我来说，都是很坏的消息。我非常期待这次行程，一切都安排好了，从签证到机票，我的妻子渴望与我同行，我已经开始写讲稿，突然，身体崩溃了，…… 恢复，或近不可期，或遥不可及。我感到非常抱歉、羞愧和失望，……

这当然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立即给埃里克森回信，表达了我们的理解、同情和慰问，并在邮件中说道：

今年初，我们在奥斯陆咖啡馆见面时，您专注于学术和工作，只是十分平淡地提及健康状况，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决定邀请您来访，出于对您的学术成就之钦慕，同样有感于您在疾病面前体现出的勇气、尊严和人格。…… 请勿挂念复旦的讲座和会议，聚焦于治疗和康复—— 我们相信奇迹！

我将邮件发出后，心中不免惴惴。虽说近二十多年来肿瘤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因癌症复发而“二进宫”的患者，预后不良的比例非常高，这是无奈的现实，正如埃里克森来信所说：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有些事情我们几乎无法决定，健康就是其中之一。

三

谢天谢地，奇迹发生了！凭着他顽强的意志和专业的医疗护理，埃里克森再次战胜病魔。2019年12月，在我们为岁末新年互致问候的邮件中，埃里克森说，“我仍然怀念去年错失的机会，一次探险之旅，几乎成行。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是感到高兴，我康复了，仍然活在人间（happy to have recovered and to be here still）。” 我们也为之高兴，作为一位“二进宫”的癌症患者，再度康复，实属不易。从“常理”出发，埃里克森日后需要适度调整生活中的轻重缓急，注重保养，毕竟，“仍然活在人间”，健康是第一位的。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给地球人类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国家不分大小贫富概莫能免，数月之间，疫情导致全世界经济发展停滞，各国公共卫生和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失序，许多地区乱象丛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于三月中旬收到埃里克森发来的邮件，邀请参加他发起的一个研究项目。项目的构想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五个国家开展田野研究，通过访谈、观察、公共话语分析、政策研究等方法，调查不同国家和社会对新冠疫情做出的反应，由此揭示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化世界的某些脆弱性，而这些脆弱性往往以我们未曾思考过的方式呈现。当然，这项研究也将探讨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比如，一个更慢、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之可能性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

在这疫情肆虐、大难当前、人人自危的时刻，这位身体羸弱、属于高危人群的人类学家，并不在意自身的健康和安危，而是关注疫情期间开拓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他从学者的视角出发，审视这一全球性的事件，试图探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与疫情流行的内在关系及其社会影响。他把思考化为行动，发起这样一项跨国研究，亲自联系多国学者，亲自撰写研究方案，提交“挪威研究委员会”（Norway Research Council），申请研究经费。读着埃里克森的来信和研究方案（大纲），我们既为他的学术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而佩服，更为他忘我投入学术和社会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的研究团队，并附上所需的文案材料。

经过一番努力，埃里克森申报的研究方案入围了，遗憾的是，最终没有能够正式立项，“挪威研究委员会”将这一轮研究经费集中投入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冠肺炎的预防和治疗等流行病学的研究项目。消息传来，我感到失望，不过也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心存担忧，如果拿下这个项目，作为主持者的埃里克森，既要负责项目的组织、联系和协调工作，还要参与挪威的子课题研究，最后还要负责整个项目的汇总、统稿、出版事宜，这一切都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他那饱受病魔摧残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申请这样一个很有分量的研究项目，只是埃里克森的“业余”，他另有“分内”的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其他科研项目，以及院系和学校的事务性工作，此外，他还担任诸多社会职责（包括“挪威科学和人文学院”院士），接受多方面的咨询，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就在这次项目申请的第二个星期，尽管因疫情而减少了社会活动，埃里克森还是担任两场公共活动的嘉宾，一场是在电视台接受专题节目的采访，另一场是面对公众的线上演讲，主题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谈新冠肺炎综合征”。

因为知道他“二进宫”的经历，不免对他的健康心存忧虑，我曾在邮件中一再提醒埃里克森注意劳逸，保重身体。这是对一位癌症康复期朋友的牵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如今回想起来，我不禁生疑，所谓“常理”或“常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他的共鸣并付诸相应的行动。因为他的生命轨迹显示，埃里克森远远超越了“常人”。

四

自那以后，我们仍然像远方的朋友一样，平日不多往来，岁末新年之际互致问候，略叙短长。埃里克森通常会谈论自己的健康状况，家人团聚，假日环境，尤其是他心心念念的学术。在2020年底的邮件中，他再次提起新冠疫情的研究项目。

如果我们申报的项目得到了资助，我们的研究肯定会找到一些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要好得多。…… 这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问题，其中必定有某些文化因素。

还有一个常见话题是埃里克森对全球化和世界局势的关注，他在邮件中一再提及近年来频发的战乱和其他天灾人祸，为此感到不安和忧虑。

2023年岁末的邮件带来一则意想不到的消息，埃里克森说，他正在做下一年度的计划，准备秋季应邀访问台湾地区，想顺道在上海停留，希望到复旦补做当年取消的那场讲座，不知是否可行。

埃里克森要来上海，当然是好消息，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他在来信中说：“我的健康状况仍有起伏，尝试了各种疗法，不过，我觉得目前就诊的医院提供了非常好的治疗。”听口气，积极而乐观。我们想，他既然能够筹划远道出访，看来身体的基本状态还是可以的，况且，上海只是“顺访”，短暂停留。于是，我们复信，欢迎他来上海；同时，我们联系了复旦大学北欧中心，共同主办这一场讲座。

安排具体事项是半年以后的事。2024年7月开始，前后好几个星期，逐项落实了埃里克森来访的细节，并且敲定了讲座题目 —— “全球化时代的认同问题”（The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英语标题中用了“complexities”一词，埃里克森解释道，因为近年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更趋错综复杂了，值得关注，他将就此做一些分析。设计讲座广告，需要一张埃里克森的照片，我们选用了奥斯陆大学官网上介绍埃里克森教授的那张照片，大约是八年前的。

2024年9月，埃里克森复旦大学讲座广告。

埃里克森看到讲座广告，来信称赞广告制作得太好了（looks smashing），并不无幽默地说，“自拍摄那张照片以来，我添置了一顶帽子，留了短短的胡须，还戴上了一副眼镜。…… 期待见到你们！期待见到上海！”

五

讲座时间定在9月23日下午。因为其夫人有事走不开，这次旅行只有埃里克森一个人。他将于20日从奥斯陆出发，飞行两小时到达法兰克福，转机，再飞十二小时到达上海，如果顺利，他将于21日接近中午时分抵达上海。从他离开家到最终下榻的“复旦皇冠酒店”是二十多小时的旅程，真让人放心不下。我们安排一位刚从美国交流回来的博士生（王恕桥）去浦东机场接机，我将在皇冠酒店迎候，酒店与复旦西南校门一路之隔。

或许是某种不祥的兆头，埃里克森这次出行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19日晚上，出发前一天，埃里克森发来邮件，原定的“奥斯陆-法兰克福-上海”航班取消，改签为“奥斯陆-阿姆斯特丹-上海”航班，不过，到达上海的时间仍然是21日接近中午的时分。

按约定，埃里克森20日到达阿姆斯特丹，转机，在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后要给我发个信息（邮件或手机短信）。然而，一整天过去了，反复查看，没见到任何信息，打电话也联系不上。犹疑，不安，焦虑，只能等待，……

21日凌晨，收到埃里克森手机短信和电邮，说他仍然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航班再次延误”，“[发生了]医疗情况”（a medical issue），“明天到[上海]”，……。先后几则信息，匆匆，语焉不详。来信提到“医疗情况”，甚至“紧急情况”（emergency），令人十分担忧，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待，……

一直等到21日晚上9点，埃里克森发来手机短信——“登机了！”

但愿一路平安！

22日上午，按部就班，王恕桥去浦东机场，我去复旦皇冠酒店。大约10点半钟，王恕桥发来微信，接到埃里克森教授了。算起来，从他20日在奥斯陆离家出发，四十多个小时过去了，任何旅行者都会感到十分疲惫，更何况他是有病在身的人呢。我在酒店跟前台经理协商，务必安排一个安静的房间，让他好好休息。

埃里克森从酒店大门走进来。抬眼见到他的那个瞬间，我心头一颤，眼前的他，与我记忆中的埃里克森判若两人：是的，他戴着帽子、戴着眼镜、留着胡须，正如他邮件中所说的那样，然而，整个人看着苍老了许多，消瘦和憔悴的程度大大出乎预料，映入眼帘的他，简直就是一尊极其瘦弱的骨架，支撑着一袭外衣，身躯佝偻，步履迟缓、飘忽，……

我快步迎上去。当我们双手相握、双目对视时，我再次注意到他那淡淡的灰蓝色双眸，睿智的眼神依旧，目光中隐隐闪现出几分胜利者的喜悦。“我终于来到上海了！” 他微笑着说。

办妥手续，进入客房，坐定，埃里克森讲述了他在旅途中发生“航班再次延误”的情况。

“出发前一天，我做了化疗。”他一开口，吓我一跳。——前一天刚接受化疗的病人，第二天就要旅行？！还是洲际长途旅行？！

埃里克森似乎习以为常，只顾缓缓地叙说着，那种轻松且不时略带微笑的表情，像是刚从田野调查回来的人类学家，讲述某件发生在“他者”身上的“趣闻”，而不是他“自己”刚刚经历的“险情”：

20日下午，从奥斯陆出发，飞到阿姆斯特丹，在荷兰史基浦机场转机。进入候机大厅，正准备排队登机，我突然晕倒，失去知觉。等到机场的医护人员赶过来，拍打着我的脸，把我从昏迷中唤醒的时候，航班已经飞走了。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体，没有发现什么大不了的情况。当晚，我在机场宾馆住下，着手联系第二天的航班。我得到一个第二天航班的座位，但航空公司不让我登机，说我身体有问题。我是善于斗争/争辩的，坚称自己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乘坐飞机。结果，他们叫来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最终，还是让我登机了。

听他这番叙说，我明白了他前一天在电邮中的那句话，“这多少已经是一场历险了！不过，我是能够斗争的 ……”（So this has already been a bit of an adventure! But I’m fit for fight and …）。于是，我跟埃里克森半开玩笑地说：“您真是一位北欧斗士！”（You are really a Nordic fighter!）埃里克森听着，会心地笑了。

虽然是以玩笑方式说出的话，但在我内心，确实认为埃里克森就是一位斗士，并深深地为他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趁着他在笔记本电脑上调试WiFi，我举起手机，记录下那个特定的瞬间。

2024年9月22日，埃里克森在上海复旦皇冠酒店，调试WiFi。

时间过了十二点半，我们给埃里克森留下事先备好的一包食品（面包、糕点、牛奶、水果），作为午餐，让他垫一垫饥，稍事收拾，赶紧休息，并约好下晚五点半在酒店大堂见面，一起去五角场的“合生汇”，共进晚餐。

六

睡眠是人世间最好的滋养品。埃里克森说，他下午美美地睡了一觉，感觉好多了。确实，当我们在酒店大堂再次见到埃里克森的时候，简直眼前一亮，短短几小时休息已然一扫旅途的劳顿，看着比中午刚到酒店的状态要精神多了，走路的步态也稳当了，尽管仍然缓慢。

与睡眠同样重要的是心情。在经历了一再的周折（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年前的周折），埃里克森终于如愿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他真是心情大好。在“合生汇”的蟹榭餐馆里，埃里克森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谈举止，在被问及“想喝点什么”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来一瓶葡萄酒，红葡萄酒！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这让我们喜出望外，看来埃里克森的身体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么糟。

就着上海的江浙佳肴，佐以波尔多葡萄美酒，为远道的朋友洗尘接风，信可乐也！埃里克森兴致颇高，频频举杯，但喝的并不多，浅酌闲谈之间，显得轻松优雅。餐桌上的话题，有关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也有涉及古今东西、趣闻轶事的。结束前，我顺着一个话题向埃里克森提出现代化过程与社会价值转换的问题，他饶有兴味地聊了一阵。埃里克森思维清晰，知识面广，英语表述通晓流畅，听他聊学术是一种享受。其实，我事先考虑过几个问题，准备与埃里克森探讨，只是当晚的场合不宜过多聊学术，好在我们还有两天相处的时间，不急。

走出餐馆，我们在“合生汇”的楼道里漫步，经过一家“苹果”手机店门前，埃里克森停下脚步，提议道，“我们合个影吧？” 这样一位学术大家主动提议与众人合影，体现了他谦和、友善的人品。同时，在上海的“苹果店”门前留影，也很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埃里克森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全球化”。

2024年9月22日，“苹果店”门前留影。左起：王恕桥、埃里克森、陈纳、范丽珠。

我们步行穿过五角场路口的地下广场，到对面的出租车站上车，送埃里克森回皇冠酒店。整个晚上，埃里克森可谓兴致盎然，不时处于谈笑之中。饭后走的那一段路，不能算短，他始终步履平缓而稳健。回到酒店，埃里克森发来邮件，称当晚的聚会“绝对令人愉快”（“absolutely delightful!”）。看到他的心情和身体都相当好，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相信第二天的讲座一定会成功。

七

第二天（23日），约好上午十点半在酒店大堂见面，准备午饭前在南校门附近转一转，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三点半开始讲座。

上午，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给埃里克森打电话，没人接。过了一会儿，再打，还是没人接。我有几分不祥的预感，匆匆赶到酒店，请前台经理和我一道上楼。

房间里，打开的旅行箱凌乱地放在一边，埃里克森躺在床上，躬身侧卧，瘦削的颈项露在被子外面，胸部微微起伏，呼吸均匀，看样子仍在沉睡之中。

我在床边站了约十分钟，埃里克森没有任何要醒来的迹象，可能是旅途太过劳累了吧，而且还需要倒时差。不过，时间还早，让他继续睡一会儿。午饭前的活动并不重要，干脆取消，不会影响大局。我这样想着，离开房间，下到一楼的大堂。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我再次来到房间，埃里克森还在熟睡。我在床边静候了好一会儿，趁着他翻身，凑上去，轻轻叫了一声，“Thomas！”

他醒了，微微睁开眼睛，失神地看着我，满面倦容，跟昨晚那个谈笑风生的埃里克森完全换了一个人。我看着心中一紧，——情况不好！

“嗨，汤姆，你感觉怎么样？” 我问他。

“我没事。”埃里克森低声答道，有气无力，“我需要睡一会儿。”

他说自己OK，但他的身体显然在说“不OK”，他太虚弱了，根本提不起精神来。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采取行动！

我向他提议，我们去医院看看吧，他一口拒绝了；那么，我们请医生过来，他也一口拒绝了，声称睡一会就会好。

我心中压着两个彼此交织的问题：一个是埃里克森的身体，看似还算稳定，但恐怕难以持久；另一个是下午的讲座，看来无法开讲了，但必须与埃里克森商定才能正式取消。

怎么办？！

我给他倒了半杯水，他坐起身，缓缓地喝下去。问他，是不是要吃点东西，他说他还有吃的。原来，他自带了一瓶营养液。我帮他打开瓶盖，他喝了几口，接着，又吃力地躺下，半合着眼，弱弱地喘着气，看那架势，随时可能虚脱。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最为担心的情况，结果还是发生了！怎么办？——只能协商着办。

“好的，您继续睡。下午的讲座，我们就延期吧，以后再讲。” 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希望得到他的同意，我好通知有关方面，立即取消原定的讲座。

“不！”埃里克森态度坚定，一口拒绝，“我能讲，我只需要休息一会儿。” 他的口气，听着似乎很坚决，但我明白，这不是出于自信，而是出于绝不放弃的意志，出于那种“拼命三郎”般的执着。

“好的，—— 好的，”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么，您就再休息一会儿吧。” 面对这位如此倔强而可爱的客人，而且身份如此特殊的客人，我此刻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外表平静的我，内心却是火烧眉毛般地焦急！现实情况十分紧迫：埃里克森的身体状态不妙，病得很重，必须去医院！讲座，距离开讲的时间还有不到两个小时，迟迟不能取消，还能再拖下去吗？拖到什么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事到如今，何去何从？！那时刻，我深深体会到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眼前一片迷茫！

然而，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我突然想到汉宁，他今天上午跟我确认，下午要来参加埃里克森的讲座。下到酒店一楼的大堂，我拨通汉宁的电话。他说他已经上车，正在来复旦的路上。我让他不要进复旦校园了，直接到皇冠酒店来，埃里克森教授有点情况。

大约二十分钟，汉宁到了，我们在大堂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埃里克森教授在休息，身体情况很不好，我们觉得，需要送他去医院，看来讲座只能取消了。我希望，汉宁能够说服埃里克森，放弃讲座，接受治疗。

没想到，汉宁完全不以为然，说，“没事的，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埃里克森教授的身体情况就是这样，时好时坏，奥斯陆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前一天还在医院，住ICU（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又出现在讲坛上了。”

“是吗？！”我不由为之一动，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也给了我一个答案，为什么他会在前一天接受化疗，第二天就踏上旅途了。

“是的，在过去五六年时间里，一直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汉宁满口信心，“就在今年早些时候，医生宣布埃里克森病危，命在旦夕！结果，到了五月份，他又去了非洲，在南非的一所大学做演讲。”

2024年5月9日，埃里克森教授在南非开普敦大学讲座。截自网络讲座广告，图中埃里克森的照片应是早些年的。

毕竟，汉宁是知情者，他的话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埃里克森其人，使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为丰满——埃里克森是一位全身心投入学术和公共事业的知识分子，是一位不惜以命相许、以命相搏的学者！

到了房间，我轻声唤醒埃里克森，告诉他，汉宁来了。埃里克森睁开眼，看到汉宁，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伴着力不从心的无奈神情。两三句英语问候以后，他们开始用挪威语交谈。或许与母语的魅力不无关系，谈着谈着，埃里克森的面部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又过了几分钟，埃里克森终于同意去医院了。显然，汉宁在看到埃里克森身体的实际情况后，放弃了最初的乐观想法，转而劝说埃里克森立即就医。

无论怎样，“何去何从”的事总算落地了！我们第一时间与复旦北欧中心通话，确认取消讲座，请他们在原定讲座地点张贴“取消讲座、深表歉意”的告示，并在网上和微信群发布“因健康原因，取消讲座并致歉”的紧急通知。此刻，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半，一些从外校和外单位来听讲座的人已经在路上了。真是非常抱歉！

与此同时，我们联系了上海嘉会国际医院，院方表示愿意接受埃里克森前往诊治。大家匆忙收拾好行李，埃里克森坐着轮椅离开房间，由汉宁和范丽珠陪护去医院。目送载着埃里克森的汽车驶离酒店，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不过，悬着的心仍然放不下。

八

当晚，与值班医生通电话，说是埃里克森入院后，用了一些药物，采取了一些措施，目前基本情况稳定，但仍然十分虚弱。

隔一天（25日），我们去医院看望埃里克森。上海嘉会是一所比较“高大上”的医院，埃里克森住在一个单间。我们放轻脚步走进病室，本以为埃里克森在卧床休息，没想到，他背后垫着枕头，靠坐在床上，面前摊放着笔记本电脑，正在打字。看着眼前这位接受“重症监护”的病人，枯瘦、憔悴的面容，鼻下横着吸氧的细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针，躯体上七七八八地吸附着监护仪的电极，却倚靠在病床上，全神贯注地敲击着电脑键盘，简直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景。他可能在处理电邮，我这样想，从我们交往的经验看，只要情况许可，埃里克森总会及时回复邮件，保持沟通。

见我们进来，埃里克森停下手，跟我们打招呼，并为日前发生的情况表示歉意和感谢。我们看到他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能够靠坐在床上，还能操作电脑，真有说不出的欣慰，告诉他，不必介意其他事情，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

在病室里聊了一会儿，我出来，到医护人员工作台，向当班医生了解埃里克森的病情。刚说两句话，正好负责该病房的徐主任走过来。埃里克森入院后，我曾与徐主任通过电话，这会儿见面，也算是半个熟人了。

“埃里克森的情况怎么样？”我问主任。

“比刚进来时好多了，当时的情况真的很糟糕，现在生命体征正常。…… 不过，怎么说呢，”主任微笑着，那种夹着几分无奈的微笑，“这位老外太有个性了”。

我默默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昨天夜里，他只睡了两个小时。”

“只睡两个小时？”我没想到，在酒店沉睡不醒的埃里克森，住进医院，略有恢复，夜里会睡得这么少。不过，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监护仪的数据相当准确，但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问道，“睡不着，没用点镇静剂吗？”

“建议他用镇静剂，他一口拒绝了。”主任的语气，全然无奈，“而且，他夜里不但不睡觉，还要工作，——在写书！”

“什么？——在写书？！” 我懵了，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真可谓：沉疴宿疾缠身，孱羸弱不禁风，身处重症监护，挑灯夜战写书？！

看着一脸无奈的主任，我无言以对，……

回到病室，我问埃里克森写书的事，他确认电脑里写的是书稿，并跟我谈论书的内容。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病魔（癌症，以及其他疾病）斗法，几度闯入鬼门关，几度侥幸生还，有许多切身感受和想法，这本书就是要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探讨人生与疾病、患者与他者、社会与宗教、人生的价值、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等问题。谈论书稿，“身在异乡为病客”的埃里克森表现得兴奋、专注、敏锐、健谈。至于夜间是否睡觉，睡了几个小时，那些似乎仅是医者的问题，与他毫无干系，一概置之度外。

九

我与徐主任交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埃里克森要在医院住多久。主任说，他认为要住一个星期，巩固疗效，等病情稳定以后出院。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合乎“常理”的安排。然而，主任告诉我，在医院刚住了两晚的埃里克森，已经向他提出，要求出院，急着要回挪威了。看来，除非病倒卧床，动弹不得，否则埃里克森是不会躺在医院里“静养”的。难怪主任要委婉地发出感叹，“这位老外太有个性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与汉宁通电话，悉知埃里克森已经在做出院准备，同时在联系回国机票，而且，汉宁将一路陪护埃里克森返回奥斯陆。最后那句话，让我欣然且感激，此举大大减轻了我内心的焦虑。

航班将于9月27日晚上十一点起飞，我赶在七点以前来到威斯汀酒店，埃里克森出院后在这里短暂停留。从威斯汀到浦东机场的车程将近一个小时，我在车上尽量不说话，让埃里克森和汉宁闭目养神，最好能睡一会儿，他们将面临二十小时的长途旅行。虽说汉宁身体强健，但这会儿也十分需要休息。其实，就在原定讲座的那天上午，汉宁刚从欧洲飞抵上海，目的是处理商务，一些挪威公司要参加上海的国际会展。他去复旦听埃里克森的讲座，只是捧场之举，没想到遇上突发事件，平添了许多额外的事务和责任，忙得不可开交，格外劳累。

到达浦东机场，汉宁先行进入值机大厅，与航空公司交涉了好一会儿，然后拿了一架轮椅回到车边，把埃里克森接进大厅。负责这趟航班的经理走过来，“面试”了坐在轮椅上的埃里克森，最终OK了他的登机许可。一切就绪，可以过安检、准备登机了。

2024年9月27日，汉宁和埃里克森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

来到安检入口处，身材高大的汉宁伴随着坐在轮椅上的埃里克森，像是贴身护卫，出示护照，出示机票，验证，通过。眼看着他们双双消失在安检区的拐弯处，落下我一人孤孤地站在那偌大的厅里，顿生一股莫名的惆怅，同时，我深深地感谢汉宁，这一路拜托他了！

第二天傍晚，汉宁发来微信，他们在哥本哈根转机，顺利抵达奥斯陆，埃里克森的夫人早已在机场迎候，汽车将埃里克森直接送进了挪威国家医院，在那里，有顶级的医疗设施和熟悉埃里克森病情的医生。前后近十天，埃里克森仿佛到遥远的东方“幻游”了一圈，终于回到了“原点”。然而，这一圈绝非虚幻，我切切实实地经历了一系列人与事，并一再为之感动。如今，埃里克森终于安全返回奥斯陆，与家人团聚，并入住医院，我心中的那份不安和悬念也能放下了。

其实，这些天，我心里一直揣着一个谜——为什么？为什么在那十二分关键的时刻，汉宁出现了？难以想象，那天如果没有汉宁，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将是何等灾难性的场面！而且，汉宁这场“及时雨”，不仅解救了那一刻的燃眉之急，还处理了一系列后续难题，包括埃里克森住院的问题、返回挪威的问题。无论出于概率判断还是逻辑推理，要说这一切纯属“偶然”，只是“巧合”，你会接受吗？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缘”与“命”。在浦东机场分手时，我再次感谢汉宁，说道，“你真是一位天使。你拯救了世界！” 至少，他拯救了我的“生活世界”。

十

悉知埃里克森终于安抵奥斯陆，我给他发了一份邮件——“Welcome home, Thomas!”

隔了几天，埃里克森回复邮件，说到他这次上海之旅的不易，并再次表示感谢，随即话锋一转，说道：“尽管我还住在医院，但我决意要尽快离开这里，——期待着我们下次再见。”（Although I am still in hospital, I am determined to get out of here asap — and to our next meeting.）显然，医院的治疗和护理改善了埃里克森的身体状况，他能够用电脑了，同时，他又在急切地试图早日出院，早日回归他自己的那个世界——书斋、田野、讲坛、社会。他满怀着“我们下次再见”的期待，凸显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如既往。

10月7日，埃里克森在邮件中提及书稿的内容，“事实上，在我即将出版的书中，你会发现我们上次交谈的部分内容。” 身卧病榻，还是放不下他的著述。可以想见，曾在上海嘉会医院“挑灯夜战”的那一幕，正在奥斯陆的国家医院续演。对此，我已不再感到意外。不过我相信，他的身体仍然虚弱，有待康复，不宜劳累。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再给他发邮件。等到12月再说吧，等到那个互致问候的季节，我这样想。然而，不发邮件，我还是会不时地惦念着埃里克森，怀着希望，怀着隐隐的担忧。

不幸，11月28日，消息传来，将所有的希望和担忧化为现实中的噩耗！

奥斯陆大学发布《讣告》和埃里克森照片。

奥斯陆大学的《讣告》勾勒出埃里克森教授的生平，摘译如下：

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是欧洲最杰出和[著述]被引用最多的社会人类学家之一。他留下了卓越的学术遗产，为促进人类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使其研究为尽可能广泛的公众所接受。

三十多年来，他出版了大约60本书，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约有800种学术发表，为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研究了我们时代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极力倡导学术研究的社会意识，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他关于身份认同和文化动态的大量研究，对于理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埃里克森也因其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贡献而闻名。他对于学术和公共领域的投入和奉献，使他成为挪威历史上少有的家喻户晓的社会名人和学术大家。

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60本书，800种学术发表，令人震撼！曾听说，有位作家多产，是将别人用于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写作。而埃里克森之多产，即使在他病入膏肓、命悬一线之际，仍要将治病、续命的时间投入工作！在人均预期寿命82岁的挪威，埃里克森62岁辞世，岂非天妒英才？！

十一

埃里克森走了，我总觉得有几分恍惚，有几分难以置信：昨日，音容笑貌历历；今朝，一去荡然，不复存在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也不是。

埃里克森走了，但他依然存在——存在于他的著述里，存在于他对学术和社会的奉献，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同时，埃里克森的存在，还在于他给我留下的思考题：为什么埃里克森是埃里克森？怎样理解埃里克森的人生轨迹？问题听着简单，却让我一时语塞。不过，我知道，答案只能从埃里克森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中去寻找。

我想到浮士德。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多面而复杂，不过，他首先是一位激情四射的自强不息者，是愿意豁出灵魂/性命去追求知识和理想的一代达人，是将探索、开拓和奋斗视为人生价值的不懈斗士。现实中，浮士德所象征的18/19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业已成为历史，然而浮士德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永在。在很大程度上，埃里克森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精神。

那天，帮助埃里克森收拾东西去医院，发现其行装极简，除了电脑，只有一包洗漱用品，一包医药物品，两件内衣和一双鞋，别无余物。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埃里克森在上海的病房里挑灯夜战，在奥斯陆的医院里执念于重返“战场”，全然无视随时威胁其生命的病魔。能够如此超脱，不役于物、淡泊生死，呼应了范仲淹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埃里克森最关注的始终是“人”，说到底，人类学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学科。然而，埃里克森并不囿于本本，而是从人的生存现实出发，探讨人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拓宽一点说，他的身心所系是地球人类的困顿、祸福、发展和未来。具备如此胸襟且为之奋斗不已，堪称“以天下为己任”的孜孜求道者。

追思埃里克森，依稀见到人类的路：千万年来，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少不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或受命于天，或立志于己，竭尽毕生的才智、心血乃至性命，在无路的地方为人类探路。有时候，他们被称为时代/社会的“脊梁”，或力挽狂澜于既倒，或默默献身为路石。人类的路，大致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这样走下去。

纵观历史，古今如此。不分中外，超越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