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允许并尊重基于亲属关系或单位关系的法律帮助，但不允许个人在没有专业资质、不受行业监管的情况下，将法律服务进行商业化经营。允许当事人的近亲属和单位员工代理诉讼的正当性在于，他们与当事人之间存在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纽带（亲情、职务隶属）与信任关系，能保证其代理行为是以委托人利益为中心，而非以牟利为目的，最大限度降低代理行为偏离公共利益、滥用诉讼权利的动机。

　　公民代理的本质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法律服务，尤其是诉讼代理，包含公共利益，具有维护法治秩序的“公共产品”属性，绝非简单的私人间劳务委托。如果放任“诉讼掮客”“假律师”通过代理诉讼牟利，其追逐利润的本能会压倒对法律正义的追求和对司法秩序的尊重，会为了收益最大化而鼓励当事人滥用诉权、拒绝和解，甚至伪造证据骗取胜诉判决，将法律和司法制度异化为其个人敛财的工具。因此，法律服务市场不能适用“完全自由市场”原则，它必须接受公共利益的约束和引导。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公民代理范围，有利于守护司法的纯洁性，提高司法公信力。

　　从维护法律职业公平竞争的角度看，法律对公民代理的限制与规范绝非律师行业的“自我保护”或“行业垄断”，而是构建一个公平、健康、可持续的法律服务市场的必然要求。职业律师与“职业公民代理人”之间的竞争环境先天失衡：一方面，律师职业准入门槛与持续教育要求都很高，“沉没成本”高昂。律师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在律师事务所经历一定时长的全职实习，通过考核后方能执业。此外，律师还需承担持续的年度培训、职业道德教育等成本，要依法纳税，律师事务所要为律师办理执业保险。而“职业公民代理人”没有专业资质要求，几乎是零准入成本、零持续教育成本。他们无须缴纳社会保障费用，没有办理执业保险，其收费和经营活动往往脱离税务监管。另一方面，律师要受到律师法、司法行政部门规章以及律师行业协会执业规范的严格约束，并对其执业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一旦有违规行为，将面临从警告、罚款到停业、吊销执照的严厉处罚。而“职业公民代理人”几乎处于监管灰色地带，没有行业纪律或职业伦理约束。

　　显而易见，如果任由“职业公民代理人”利用低价劣质服务进行不正当竞争，势必“劣币驱逐良币”，挤压法律服务市场职业律师的执业空间。如此，将扭曲法律服务应有的价值，受伤害的将是那些无法辨别服务质量的普通民众，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法律服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