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农民画《简雍戏谏刘备》　创作者：张树敏

　　在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中记载了一则“原欲酿者案”：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雍之滑稽，皆此类也。

　　简雍（字宪和，生卒年不详），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刘备帐下谋士。他善于辩论议事，兼具幽默与济民之心，常以讽喻之法匡正时政，为蜀汉政权的稳定与治理贡献良多。这则案例不仅展现了简雍的智慧与胆识，更折射出中国古代司法实践对情与法、形式与实质的深刻考量。

　　彼时蜀汉遭遇天旱，粮食收成锐减，为节省粮食以维系民生与政权运转，刘备下令禁止酿酒，违者将依法惩处。不久后，官吏在部分百姓家中搜出了酿酒器具，负责断案的官员认为，持有酿酒器具与实际酿酒的行为性质相同，应按照禁止酿酒的规定对这些百姓施以同等处罚。

　　酿酒即受刑罚，这是否属于苛政呢？评价历史事件不能脱离具体情境，需以“同情的理解”探寻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在三国战乱纷飞的背景下，粮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对其实施管控具备正当性。酿酒行为在当时被纳入法律禁止的范畴，有其理据，然而同等处罚持有酿酒器具的百姓，看似契合“禁止酿酒”法令的字面要求以及严格把控战略物资的政策精神，却忽略了“持有工具”与“实施犯罪”的本质区别，不当扩张了“禁止酿酒”法令的适用范围。简雍得知此事后，借与刘备出游之机巧妙进言。途中，二人见到一对男女在路上行走，简雍便对刘备说：“这两人要做伤风败俗之事，为何不将他们捆绑起来治罪？”刘备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知道？”简雍答道：“他们有做这事的条件，和那些家中藏有酿酒器具的人，情形是一样的啊。”刘备听后恍然大悟，随即下令赦免了因持有酿酒器具而被处罚的百姓。

　　司法官的裁决本质上是对“禁止酿酒”法令的机械执行，反映了古代治理“重秩序、轻变通”的倾向。在粮食短缺的紧急情境下，试图通过“严惩持有酿酒器具者”的方式，从源头上遏制酿酒行为，以确保法令的威慑力，维护政权稳定、保障民生需求的初衷可以理解。但目的正当不能替代手段合法，简雍的劝谏恰恰突破了这种机械思维。他以类比方式点明核心：法律惩戒的应是实际危害行为，而非“可能用于犯罪的工具”；若仅以“持有工具”定罪，无异于“欲加之罪”，让百姓对法令产生抵触心理，反而不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古代司法并非单纯追求“严刑峻法”，而是强调“法令需合人情、循事理”。简雍的做法正是通过唤醒统治者对“情理”的重视，避免法令走向严苛僵化，实现“惩恶”与“劝善”的平衡。正如后世官员断案常以“敦风俗、笃孝义”为根本，“原欲酿者案”亦是如此，体现了古代治理者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既要通过法令维护秩序，也要兼顾百姓的合理权益，避免因过度执法而伤了民心。

　　从历史情境回到当代，“原欲酿者案”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故事性，更在于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启示，这种启示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在实体法层面，该案直指犯罪预备认定的核心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但惩罚犯罪预备行为的前提是该行为对法益已产生抽象危险，且需证明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意图。古代官员将“持有酿酒器具”等同于“酿酒行为”，忽略了“工具用途的专门性”与“主观意图的关联性”。酿酒器具虽可用于酿酒，但也可能是百姓此前合法持有、未及时处置的物品，不能仅凭持有工具便推定行为人有犯罪意图。

　　在程序法层面，该案强调实质审查在司法中的重要性。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简雍的讽谏属于“非正式纠错”。而在当代司法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犯罪追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过滤不当追诉、防止刑罚滥用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起诉环节，需重点审查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的证据与“工具—行为关联性”。对仅持有工具、无明确犯罪意图或实行行为的案件，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对虽有预备行为、但社会危害性极小的案件，可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建议行政机关予以处罚，实现宽严相济。

　　发生于近2000年前的“原欲酿者案”启发我们，既要坚守法律底线，也要融入对人情事理的体察。简雍以智慧化解了古代机械执法，当代犯罪治理，更需在实体法上严格界定犯罪构成要件，防止滥用刑罚；在程序法上，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司法公正。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起“情理与法理交融、秩序与自由平衡”的法治秩序，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其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