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黄 伟

　　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竺可桢以其卓越的远见、坚定的信念与务实的精神，开启了浙江大学在此后动荡岁月中的壮丽篇章。

　　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彼时，国民政府虽然提倡“教育兴国”之策，但在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下，真正能摒弃浮躁、坚守教育本位与学术理想的精英知识分子，实属凤毛麟角。选择竺可桢，既是当局对其深厚学识与清誉的认可，也暗含了在风雨飘摇中寻求教育救国之道的期许。4月25日，竺可桢正式就职，当时的浙江大学规模尚小，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全校学生仅六百余人，且多为本省青年。校园设施亦显简陋，学术积累与影响力远未彰显。

　　强烈家国情怀

　　竺可桢是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和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在浙江大学的办学实践自始便与民族命运紧密交织、同频共振。他深知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殿堂，更应是砥砺品格、培养社会栋梁的熔炉。竺可桢就职仅一年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行径，竺可桢痛心疾首，其教育思想中的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而鲜明。他反复强调，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大学生不仅要精研学术、追求真理，更须锤炼意志、砥砺气节，勇于担当，成为支撑起危难中国的“砥柱”。

　　1937年8月1日，面对日军的全面侵华局势，竺可桢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教育界同仁，联名向“国联知识合作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仅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暴行：肆意轰炸平民、摧毁文化教育设施、屠杀无辜民众，更以铁的事实和国际公理为依据，向世界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强烈呼吁国际社会不仅应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更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制裁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捍卫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同年11月3日，当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之际，竺可桢再次挺身而出，与蔡元培、何炳松等人联名致电大会，直指日本侵华行径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破坏，他们不仅吁请与会国采取“有效措施”以“遏制日本在华之侵略”，更着重控诉日军“违反国际公法及摧毁我国文化教育机关之暴行”，要求国际社会追究其责任并予以惩罚。这份电文，将日寇有组织、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文教命脉的罪行，置于国际法庭审判台前的又一次重要控诉。

　　梯度培养

　　与此同时，在硝烟弥漫的国土上，竺可桢展现出超常的战略眼光与非凡的办学智慧。当战局恶化众多高校陷入仓促内迁、秩序混乱的困境时，竺可桢却创造性地提出了“分阶段转移、梯次布局”的办学策略。他并未选择将所有师生一起撤向大后方，而是进行战略性部署。

　　1937年秋，竺可桢将一年级新生安置在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利用其相对隐蔽和清幽的环境，构建了一个远离战火、潜心治学的“学术孵化器”，着重基础教育和人格养成；而高年级学生则随校本部迁往浙西建德，形成教学与研究的“核心区”。这种“分散办学、梯度培养”的模式，不仅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大规模集中迁徙可能遭遇的巨大风险，更在颠沛流离中奇迹般地维系了浙江大学教育体系的完整性与学术活动的连续性，为后续的迁徙奠定了基础。

　　尤为可贵的是，竺可桢始终将民族复兴的使命置于所有战略规划的核心。1938年，浙江大学辗转至广西宜山办学。面对因战火而流离失所、求学无门的广大青年，竺可桢审时度势，果断增设师范学院。此举远非简单的院系扩张，其深刻意义在于：一方面，这是对战区失学青年宝贵的“救赎”，为他们提供了继续深造的灯塔；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他“教育救国”思想的远见卓识。他深知战后国家的重建，其根基在于教育，而教育的复兴关键在于师资。培育新一代的教师，就是为战后储备重建国家文化和精神家园的核心力量。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表面上是为江浙沦陷区无法远赴内地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保留一条宝贵的求学通道，但其深层意义更为深远：沦陷区正遭受严酷的奴化教育侵蚀，中华文化的传承命悬一线。龙泉分校如同一座深植于敌后的“文化堡垒”，不仅保存了教育的火种，更肩负着在黑暗笼罩下守护中华文明血脉、抵制奴化思想的重大使命。1940年冬，随着南宁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再次踏上迁徙征途，最终在相对偏远的黔北遵义、湄潭等地安定下来。从杭州启程到最终扎根黔北，这场跨越2500公里的“文军长征”，其艰苦卓绝为世所罕见。正是在这种烽火中淬炼、在困厄中创新的精神指引下，浙江大学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逆势崛起。当然，这绝非偶然的“神话”，而是竺可桢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坚定的教育信念，谱写的一部可歌可泣教育救国传奇。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在内迁的过程中，竺可桢深感使命重大，他不但要向教育部及地方政府交涉事务，还要负责师生员工及家属的“教学工作和生活”。每迁到新的地方，竺可桢即于短期内恢复课业，延长学历，展期考试，甚至取消各种假期，是以每学期上课周数远超教育部规定。与此同时，竺可桢还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在人事方面，对有真才实学而又“公正处事”教授都兼容并重，延聘了许多名教授如胡刚复、王淦昌、罗宗洛、梅光迪、张其昀等来校工作。竺可桢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个人的思想“正确而敏捷”，因此须先在几种基本科学方面经过老师宿儒的一番严格训练。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竺可桢加强通才教育并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列为必修课。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竺可桢还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个人所长选修其它课程。”竺可桢还重视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在他的鼓励下湄潭校区有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如农经学系有农经学会，跨系的有学生自治会、公利互助社及京剧社、话剧团等。“同乡会的联谊互助功能，剧社的除兴娱乐功能，都发挥很大的作用”。此外，为学校发展起见，竺可桢还主持创办各种研究所，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与生物学部、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等。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播迁，“其所获得者为刻苦之精神，坚强之意志，诚毅之行动，是以迭经播迁而物质无缺，历尽艰辛而弦歌不辍，屡遭轰炸而益勇敢猛进。”

　　在战火纷飞中坚守教育，需要的不仅是战略智慧，更需对人性温度的真切感知。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期间，将“全人教育”理念具象化为战乱年代独特的育人图景。当物资极度匮乏时，他始终坚信“教育不是施舍而是唤醒”，其创设的“助学—劳动—自立”三位一体救助体系，既破解了战时经济困局，更重塑了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维度。在主持校务时，面对流亡学子“断炊断学”的生存危机，他并未止步于传统赈济，而是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联动的立体助学网络。他既以校长身份争取教育部贷学金扩容，又以学者信用撬动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资源，更首创“劳动助学”制度，即每月24小时勤工俭学换取伙食费。1941年学生救济会30个勤工岗位背后，如会所管理、石印、管理图书、剃头等工作，暗含的正是“自立者方能立人”的教育哲学。在处理1945年学生“灯油危机”时，竺可桢更显露出教育家特有的原则弹性。当学生以罢课方式要求灯油实物供应，他严正指出教育秩序不容僭越的底线，却非简单压制。转而借力学生救济委员会搭建对话平台，最终以“装电灯”方案实现双赢：既维护校规权威，又用现代照明技术破解传统灯油困局。不难看出，竺可桢大学治理的方式方法既非威权式管控，亦非无原则妥协，而是在制度理性与人本关怀间找到平衡。

　　关爱教职员工

　　在关爱学生的同时，竺可桢对浙江大学的教职员也倾注了极大的关心。浙江大学训导长费巩以其贤明和关怀备至的作风深受学生感佩，他为浙江大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和学风。他的训导方式并非依靠堂皇的文告或严格的规章，而是从生活的点滴中去关怀学生、启发学生。“同学的病榻左右每日有他的影子晃动，他关心学生的健康，一如自己的子弟。”在他的任内从未开除过学生，记过处分也极为罕见。这种温暖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费巩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浙江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一抹亮色。然而，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休假研究学术期间，从码头搭乘轮船前往北碚时突然失踪。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教育界，也让竺可桢深感痛心。尽管各方“多方寻觅”，但始终没有费巩的音讯。竺可桢在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期间，四处打听费巩的下落，并在日记中写道：“香曾若被特务机关禁闭，性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却有类似盖世太保的机构，真可叹！”他甚至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一同拜会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递交公函要求彻查此事。王缵绪虽信誓旦旦地表示中统与军统“近来不拿政治犯”，但费巩的下落却始终成谜。费巩的失踪也成为竺可桢心中永远的痛，在浙江大学复员前后，竺可桢多次提及此事，感慨万千：“临行以前，不能不忆及从杭州同来之黄羽仪及张荫麟均已物故，而香曾则仍然失踪，不能不为留念。”这段经历不仅是竺可桢的遗憾，也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的无奈。

　　抗战时期物价上涨，浙江大学教师们拖家带口，入不敷出，学生的生活同样极为艰苦，即使有基本的公费生活，有时连菜也吃不上。虽然如此，在竺可桢勉励下，教师们安心研究和从事育人工作，良好的学风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使浙江大学获得极高的社会声誉。1945年1月，浙江大学呈教育部的全校人数为1658人，计男生1432人，女生226人，学生籍贯来源也更加广泛。可以说，相对于在内迁的过程中其他高校不断缩减规模，浙江大学却在流亡迁徙中逐渐壮大，摆脱了地方性而成为全国性的学府。当战火肆虐时，竺可桢选择用学术坚守抵御文化侵略；当流离失所时，他以知识火种照亮民族前路。这种在危难中坚守教育本真、在困厄中开拓学术新境的担当，正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最生动的注脚。对于自己的贡献，竺可桢曾谦虚地说他当校长的十年正值国家艰难困顿之时，转徙流离之余无功可言，所可称者一群相挽老教授“共同治校”一点而已，但是浙江大学教授李絜非将其精神概括为：“服务的精神始终不懈”“研究的精神老而弥健”“廉洁节俭的精神可以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