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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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的各项工作必须有所权衡，区分轻重缓急，要深入理解消费背后的驱动力量。消费可分解为总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消费倾向四个部分，其中总收入及GDP增速对消费影响最大，消费倾向次之，初次分配第三，二次分配最后。结合四个因素各自的决定力量来看，消费的决定力量主要包括产业力量、周期力量、公司治理与金融政策、税收与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等。

产业力量是消费长期变化的主导力量，周期力量则是近几年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基于局部优先、增量优先和政策效力三个原则，建议按以下顺序实施扩大消费政策：第一是逆周期政策，短期见效最明显；第二是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政策；第三是二次分配政策，这是未来中长期内提高消费倾向的关键依托；第四是完善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务政策；第五是产业政策，重点是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推进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等。

——张斌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 本文根据张斌在2025年6月15日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40期上的现场发言内容整理，完整报告《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可登录“CF40研究”小程序查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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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尤其是今年，消费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该方案包含七个主要行动方案和一个辅助方案，共计30项重点任务，并进一步细化为100余项具体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揽子方案，几乎涵盖了与消费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供给端与需求端、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局部挑战与系统性变化等各个层面。

一百多项工作显然无法同时进行，必须有所权衡，区分轻重缓急。正如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不要尝试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问题后面还是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识别并解决主要矛盾。

很多人建议中国应当增加对民众的货币性补贴，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还有人主张应提高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将国有企业的利润更多地分配给民众。各种提议不胜枚举。然而，当深入分析决定中国消费的种种因素后，我们或许不会再坚持那些观点，因为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提振消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给定的政府资源和精力下，我们应从何处入手？重点在哪里？这正是我们研究的初衷，旨在探究驱动消费变化的根本力量。

探究消费背后的决定力量

要探究中国消费背后的决定力量，不能仅看历史上出现过的决定性力量，还要判断这些力量在未来的潜力。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辨识哪些力量属于市场自发调节范畴，即便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市场机制也会推动其发展。例如，我可以自信地断言，即便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中国的消费率都会提高，因为市场一直在自发地向这一方向推动。

此外，我们还需识别哪些力量在政策层面可能发挥影响，并考虑政策改革的可行性，并非所有改革都能轻易实施。因此，必须评估哪些政策改革更易落地、阻力更小。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因素后，我们才能明确出发点和破局点所在。

要深入理解消费背后的驱动力量，不能仅凭直观感受，必须用数据说话。如何用数据说话？关键在于对消费进行分解。 

消费可分解为四个部分：一是总收入，即全国每年度创造的收入；二是初次分配，即初次分配中分给消费者的收入份额；三是二次分配，即二次分配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四是消费倾向，在给定的可支配收入条件下，消费支出的数额。基于这四个分解部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数据中观察到对消费影响最显著的因素。

上图告诉我们，GDP增速的快慢直接影响消费增速的快慢，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总收入。影响力占第二位的是消费倾向，第三是初次收入分配，最后是二次分配。这是根据过往数据得到的结论。

在理解了分解因素之后，还需进一步了解不同因素背后的力量。GDP的增长受到产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驱动，同时也会受到经济周期的显著影响。初次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紧密相关，而二次分配则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有关。消费倾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综上，消费背后的决定力量包含：产业力量、周期力量、公司治理与金融政策、税收与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以及其他政策。

产业的力量

——长期影响消费的主导力量

产业的力量是消费长期变化的主导力量。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对消费的影响将是两股力量交织：

第一，通过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自然放缓，这会带来消费增速的放缓；

第二，随着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将逐渐由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在人均收入未达到2万美元的阶段，此转变对于改善初次收入分配具有积极意义，从而对消费增长产生正面效应。

经济周期的力量

——某些时段影响消费的决定力量

周期的力量不可小视。近几年消费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正是周期的力量。从周期性角度分析，消费的波动幅度可以相当大，从3%到4%再到5%的消费增速均可由周期的力量来解释。

这里做一个情景分析。如果当前GDP平减指数为-0.7%，若该指数能提升至2%，这表明供求关系大致平衡，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若名义GDP的缩减因子能到2，这将意味着名义GDP的增长速度会提升，从-0.7%提升至2%，即增长2.7个百分点。而这还不是全部，因为需求增长还将带动实际产出的提升，大约增加1.5个百分点，这一点从历史规律中可以得到验证。加总在一起，消费将增长4.2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在不采取任何改革政策，也不进行任何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下，仅通过周期性政策，例如充分降低利率、增加公共投资等手段，就能够使消费率在一年内增长4.2个百分点。

没有其他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如此迅速的消费增长，只有逆周期政策能做到。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

此外，金融市场发育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财产性收入；二次分配是未来提高消费倾向的关键。这二者也是消费背后的重要力量，在此不赘述。

扩大消费政策的原则与排序

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而要遵循一定的约束条件。我认为，为有效推进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是局部优先原则。涉及改革的部门和政策要尽可能少，需要审批的环节要尽可能少，对体制机制配套的要求尽可能低，力求更顺畅地让改革落地。

第二是增量优先原则。先做增量，用增量打开政策空间后再激活存量。

第三政策效力原则。哪种改革政策对提高消费倾向或者居民收入占比的效力更强，就优先哪种政策选项。

我建议，实施扩大消费政策可以按照以下排序进行：

第一，逆周期政策。这是短期内提高居民收入和预期、扩大消费见效最明显的政策。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充分降低政策利率、扩大公共投资和补贴消费政策。

第二，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的政策。这些政策改革有助于提高部分居民的消费倾向，宜在近期局部试点大力推进。

第三，二次分配政策。这包括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这是未来中长期内提高消费倾向的关键依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二次分配也包括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政策，这方面的改革需要择机推动。

第四，完善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务政策。这包括支持消费信贷、加大股权分红和培育养老保险金融等。这些政策的作用是培育金融市场，依靠市场的力量提高居民收入和保障水平，减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支持消费。

第五，产业政策。重点是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消除地方补贴。这些政策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收入增长，改善初次收入分配，支撑未来中长期的消费增长。这类政策涉及到关于行业管理政策、事业单位、地方政府职能的众多改革，需要试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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