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时延安 　　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前印发了《关于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人民法院强化内外衔接配合、高效有序开展刑事涉财产执行工作进行了系统规定。 　　刑事执行制度及机制是刑事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裁判执行作为刑事执行的“主轴”，是确保刑事裁判内容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也是维护国家刑罚权权威、保障其全面有效实施的主要环节。目前，在刑事裁判执行中，主刑的执行制度和机制已较为完善，而附加刑和非刑罚措施的执行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财产性判项，如财产刑和违法所得追缴、责令退赔的执行完结率有待提升。实践中，财产性判项执行存在制度和机制供给不足的问题，如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规定较少，对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定过于原则，对涉案财产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形缺乏充分的程序性规定等。在此背景下，最高法及时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执行规则，显得尤为必要。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精准洞察刑事裁判执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全面梳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制度与工作机制，为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人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规范依据，并提出了严格要求。比如，《意见》强调刑事审判部门移送的基本材料要齐全并有详细的移送执行表和财产清单，生效裁判部分判项应当明确具体。这就要求审判人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充分关注并查明案件中的财产性事项，包括违法所得及收益情况。过去，实践中曾出现过刑事判决书有关违法所得判项表述抽象、含糊的情况，随着《意见》的出台实施，此类现象有望杜绝。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不能仅依靠法院一家之力，还需要多方协同形成合力。《意见》突出强调法院内外配合以形成执行合力。一方面，《意见》强调要完善法院内部立案、审判、执行衔接配合机制，避免法院内部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出现重叠或冲突。另一方面，《意见》明确强化与监察、公安、检察、司法行政、财政等机关的分工负责与相互配合，形成执行合力，并明确执行部门在必要时可以请求相关机关、单位协助调查财产和采取执行措施。 　　如何在执行过程中平衡执行力度和实际困难，是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意见》贯彻实事求是工作理念，对一些现实难题作出了针对性回应。例如，当前司法机关在适用减刑、假释时，通常将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客观上导致了减刑适用率下滑、假释适用率低的现象。对此，“两高”已采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相关操作，并要求执行部门及时通报执行情况，以便为刑罚执行机关和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部门及检察机关提供参考依据。又如，针对犯罪人将非法所得用于投资、消费或者转移藏匿，导致原物难以追缴的情况，《意见》规定，对于原物灭失、去向不明、财产混同而无法追缴的，可以追缴其转化的财产、混同财产中的等值部分，或责令被执行人以其他财产退赔，从而提升执行的实际效果。 　　在规范执行的同时，《意见》也注重实体与程序的平衡。以规范刑事涉财执行的结案标准为例，《意见》重点对终结执行和执行完毕这两种主要结案方式作了规定。通过区分不同情形的结案标准，要求对特定终结执行案件进行单独管理、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助于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性和效率。 　　毫无疑问，《意见》的出台将显著促进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的规范化进程，其不仅明确了法院内部审判部门和执行部门的职责权限，也对相关执行措施、程序等作了详细规定。这一文件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执行领域制度机制的完善，为解决执行难题提供有力支撑。当然，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如第三人异议、执行回转、财产执行次序的优化等，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形成更加完善的制度机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执行检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