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拆迁时，李万忠将家里的老旧木梯子保存了下来，“只为留个念想”。如今，这个老物件陈放在大兴区榆垡镇第十一区红色文化博物馆里，向世人讲述着一段大兴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

这把木梯子大约一米多高、半米多宽，是平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苏玉振在李惠林家开展抗日工作时使用过的梯子，一同展出的还有苏玉振曾使用过的煤油灯。

村民家里的“老苏专用堡垒”

时间回到80多年前，当时正是敌后抗日工作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于是到处建据点、筑岗楼，三天两头到村庄进行扫荡。

从1939年任霸县县委书记起，苏玉振就一直在敌后发动群众。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活动绝非易事，1943年10月，时任大清河北第二联合县委书记的苏玉振来到平南县一联区，进入了日本侵略者碉堡林立区域，这里保甲组织严密，且地主武装强大、土匪横行，环境极为残酷。

平南地区，泛指北平以南、平汉铁路以东、永定河以北、廊坊以西的广大平原区域，包括当时的大兴大部，宛平南部，固安押堤区，永清查马坊区，安次白家务、旧州及万庄一带，良乡窑上区和涿县码头区。开辟平南，使其逐步由敌占区变为抗日游击区，进而建立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于巩固、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平南开辟工作四个月后，苏玉振有很多情况要向地委汇报，于是他把落脚点选在了很早就建立了党支部的刘各庄村。这个村60来户人家，有一条横穿村子东西方向的大街。苏玉振还了解到，村子有个“堡垒户”，男主人叫李惠林，他的儿子是八路军，于是就来到了李家。“堡垒户”，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承担掩护八路军、抗日干部、伤病员等职能的农户，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房东”，更是最坚强的群众“堡垒”。

李万忠对苏玉振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从小听爷爷李惠林讲抗战，苏玉振的故事最多。“那时候我父亲刚13岁，晚上悄悄帮助家里挖地窖。”为了帮八路军藏身，李惠林家里在房后边挖了一个地窖，有两米多深，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用柴草盖在上边做掩护，每天挖一点，挖完把土倒别处，再用柴草盖起来。

地窖挖好，用檩条支撑，上边盖上柴草垛，新土上扬点旧土，表面上看不出破绽。地窖只留了一个洞口，里边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一盏小油灯，苏玉振就在这里给地委写报告。

“我爷爷管这地窖叫‘老苏专用堡垒’，老苏就是苏玉振。”李万忠说。

后来，苏玉振还专门给李惠林写了一封感谢信，由于年头已久，这封信找不到了，但李万忠依稀记得，苏玉振在信中对爷爷说，“您家是开辟永定河北地区最可靠的堡垒户。县委秘书和通讯员都牺牲了，但我隐蔽在您家，在您的保护下转危为安，这些往事老苏至今不忘，深为感谢。”

苏玉振在回忆中也曾提到，“在鬼子据点夹缝里抗日，随时都有被抓、牺牲的危险。不仅要老百姓供我们吃饭、穿衣，还要群众时时处处保护、掩护，我的命就是人民群众救的。”

后来，苏玉振又几次回到刘各庄村探望李惠林一家，30多岁的李万忠还曾见到过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老苏”。

大兴首个农村党支部诞生，星火燎原

放眼更广的区域，刘各庄村所在的固安十一区，地处永定河北押堤一带，共辖26个村，是宛平、固安、安次三县交界地带，其中除南梁各庄外，其余25个村属于现今的榆垡镇辖区范围。这里，河两岸相距千余米，夏秋两季时大堤内外灌木丛生，树木成林，河滩上遍种高粱、大豆、玉米等，这种青纱帐的地理形式，成为敌后游击活动的天然屏障。

到1939年时，随着冀中第五分区抗日斗争有了很大发展，永清、安次、固安、霸县等县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各区、村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也先后成立起来。在第五地委指示下，固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高沛派来步云，开辟永定河北的固安十一区。

当年7月，大兴地区第一个抗日政权——固安十一区抗日区政府成立，来步云任区长。区政府以永定河畔东、西押堤为落脚点，夜间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组建抗日村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不幸的是，1940年3月，区长来步云被捕；助理员吴国桢在曹各庄被捕，并被杀害在永定河大堤上。

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虽然游击区被敌“蚕食”，但固安十一区抗日区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培养斗争骨干，建立抗日村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为以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40年11月，被日军占领的大兴县白雪皑皑。在刘各庄村的李广林家，“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宣布成立。李广林任支部书记兼农会主任，李惠林任抗日村长。在党支部和党员的带动下，刘各庄村的抗日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天寒地冻挖地道，掩护干部伤员

永定河地处平原，军民用“蛤蟆蹲”、地洞藏身，后发展成地道。李万忠的伯父杜金生（原名李俊），曾参加冀中区固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是一名开展敌后抗日游击的区干部。据他回忆，地道战在冀中地区开始较早，可是在永定河北侧，直到1943年以后才开始，第一个地道就在刘各庄村李惠林家东屋下，是苏玉振亲自参与挖的。

李万忠听爷爷说，那个地道之所以选在东屋，是因为那里堆放杂物，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爷爷他们是用铁锹和盆子，像蚂蚁挖穴似的，挖一点倒出来一点土，再用扫帚扫一扫，以免引起怀疑。”这个地道未与外部相连，总长度10多米，主要用于藏身。

利用地道，李惠林帮助隐藏过许多八路军干部、伤病员。说起爷爷的抗日故事，李万忠声调铿锵：“有一次，日军闯进院里搜查八路军，两名日军用刺刀对准爷爷的脖子，爷爷很镇定地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如果有，这里捅’。”当时，固安五区青救会的干部就藏在草棚里。

遭遇敌人清剿，苏玉振死里逃生

在平原和敌人周旋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冬春季，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无处躲身。

1944年2月1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八。清晨5点，苏玉振来到李惠林家，白天也只能钻进地窖藏身、写报告。他的秘书赵正和通讯员吴桐林住在村东头的另一个堡垒户李恩家，那里也有地洞。

当天下午三四点，敌人闯进刘各庄村清剿，而且是从村北边突然绕过来的，赵正、吴桐林二人来不及进洞躲藏，他们赶紧向刘各庄村东南的曹各庄方向突围。在突围中，赵正中弹牺牲。吴桐林跑到曹各庄村边，隐藏到农民的秫秸垛里，结果被随后追赶来的敌人发现，也中弹牺牲。

得知赵正、吴桐林牺牲的消息，苏玉振决定离开刘各庄，“不能再给老乡家增添危险。”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李惠林让苏玉振从北侧翻过院墙，沿着防洪堤，向离刘各庄村东北方向五六里路的富各庄村转移。

赵正、吴桐林的牺牲，给苏玉振开展平南地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他还曾冒险返回刘各庄村寻找两位战友的遗体，结果被村民告知已被敌人拉走。此后，苏玉振辗转打听得知，二人的遗体被葬在固安县城东北的一块荒地里，乡亲们还看到他们的坟头。

四十余村连成线，建立抗日游击区

困难和危险没有击垮苏玉振，他依靠群众的支持，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各界群众组织和敌人展开斗争，很快成为一个钉入敌人心脏的钉子。

1944年10月，中共冀中第十地委和第十专署决定建立平南县，苏玉振任县委书记，下设五个联区，各联区建立了区小队，并设有抗联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平南县的建立意义重大，标志着平南一带已由敌占区变成抗日游击区，这对于改造伪政权，创建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不少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明里应付敌人，暗里为抗日服务，有些已完全发展成为“堡垒村”，刘各庄、佟家务等40余个村成为隐蔽的抗日游击区。

1945年3月，冀中十地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平南县，将其划分成大兴县和涿良宛县。苏玉振任大兴县委书记，阎占彭任县长，同年8月组建县大队，苏玉振兼政委，当时，大兴所辖村庄已经建立了21个秘密党支部，为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苏玉振已经建立起上百人规模的游击大队，驰骋于平津铁路两侧，成为一支重要的敌后抗日武装。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